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和《我的父亲》等文章中，曾透露当年（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企图把抗战时期汉奸非法搜刮的黄金珠宝运去台湾的鲜为人知的一段秘闻。
1949年，蒋介石命令把库存黄金运抵台湾后，又记起还有一部分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就命令蒋经国赶回上海，劝信托局把这批珠宝也运到台湾来。
当蒋经国飞抵上海后，李宗仁知道了这件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那批珠宝，并吩咐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蒋经国便向蒋介石说：那批珠宝已用了不少，剩余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指李宗仁）伤和气？蒋介石指责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蒋经国听了无言以对，只好再设法去拿，但最终还是没能将珠宝运去台湾。
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那批珠宝未被劫走呢？当时我是珠宝的保管人，亲历了这件事情，深知实际内情。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通过军统局上海办事处，一方面逮捕汉奸，一方面查扣汉奸财产（又称逆产），包括房地产、家具、金银钞、有价证券、珠宝首饰、古玩书画、其他等七类。其中的珠宝首饰都是经军统外勤人员分别到汉奸家中或银行保险箱里搜寻查扣，有的保险箱无钥匙开启，就用破箱方法提取。
1945年10月底，国民政府行政院在上海成立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未几，即扩大为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由刘攻芸任局长。不久，该局又成立了逆产组，逆产组正副组长分别由邓葆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陈乃昌（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担任。逆产组下设三科：总务科、调查科、保管科。我担任保管科科长。
1946年4月，军统局上海办事处查扣的汉奸财产，分别移交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处理，按汉奸姓名分户造册。在查扣的七类财产项目中，除房地产、家具两类由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地产处接管外，其余部分由逆产组负责接收保管。珠宝首饰、古玩书画不下数千件，有金银珠宝、翡翠钻石，各种名贵钢笔、名手表、印章，真是琳琅满目，瑰丽多彩。
其中有四件最为珍贵的金银珠宝，估价都在百两黄金以上：一是邵式军（曾任苏浙皖税统局局长）的100克拉独立钻石大别针，周围60粒小钻石镶嵌，中间为独立大钻石；二是鸦片大王盛老三的独立大钻戒，在100克拉以上；三是周佛海的翡翠项链（据说军统外勤人员去他家提取时，周的妻子杨淑慧曾吞金自杀抗拒，后经军统人员及时将她送往美医院洗胃肠救活）；四是盛老三的全套金制烟具：金烟灯、金烟枪、金痰盂、金烟缸，价值都在100两黄金以上。
所有金银珠宝都经军统局请珠宝商人、专家按黄金价值估价，登记入册，少数不具价值的除外，总值在万两黄金以上。按当时黄金与美钞比价算，每两黄金值50美元，总计约合50万美金以上。蒋经国所说的只值二三十万美金，是与实际有较大出入的。
这批珠宝办理移交时，军统局方面是由李崇诗、杜望远、叶世谈三人在清册上签名盖章负责移交，处理局方面是逆产组副组长陈乃昌（地下党员）和逆产组保管科长的我在清册上签名盖章负责接收。大概在1946年6月接收完毕。
其中，金银珠宝接收手续比较慎重，处理局方面由陈乃昌和我逐件亲自点收，按件称秤，注明重量、特点、估价，然后用小封袋封存，凑满二三十袋，再装入大封袋，并注明接收人姓名，监交证明人签名。另在封口处由移交人、接收人火漆固封、盖章，存放于中国银行保管库FC号保险柜内。
开柜密码除由我一个人掌握外，副组长陈乃昌也知道这个密码。提取物品须邓葆光、陈乃昌和我三人印鉴齐全方能有效。保管十分缜密。
后来，此项珠宝除少数黄金制品，如金手镯、金项链、小金块、金烟具等物于1948年中央银行滥发金圆券时，已提出兑换为金圆券外，其余钻戒，曾于1948年通过当时中央信托局储蓄处发行过“钻宝奖券”，作为奖品用过一两只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保存完整。
1947年1月，敌伪产已基本处理完毕，只有逆产部分，必须由法院判决，宣布没收财产后方可处理，所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房产和金银珠宝还保管完整，直至上海解放。
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夕，中信局敌产清理处内部能够有权实际控制此项珠宝的人只有刘攻芸局长和沈冠亚总秘书。
此时，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广为传播。“约法八章”规定“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
这强大的政策攻心及感召，使沈冠亚和我，以及很多旧政府人员人心都归向解放军，不愿意离开上海，并希望把这批珠宝保全下来，等到新中国成立后移交给人民政府。大家对于疏散、运走珠宝也都推诿懈怠。
l949年4月，邓葆光命令我把珠宝装箱，准备同我一道乘机飞运香港。当时，我已负责装好箱，一共有六只皮箱。
出发在即，我向邓表示，我不愿意去。原因就是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在上海已广为流传。其时，运走了珠宝，而清册、档案却是有案可查，解放后共产党追究起来，也是无法应付的。
接着，我又赶紧与沈冠亚联系，告知邓葆光要我一同把珠宝运往香港的事，沈立即写了一个“呈签”给刘攻芸，说明李代总统曾经三令五申在和谈期间所有金银贵重物资都不得南运。此项珠宝价值颇巨，是否暂时停运？
刘攻芸当即批示“缓办”。这就成了珠宝未运走的关键。当年，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就是通过不只一个渠道对刘、沈两位做工作，果然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
而事件的另一方，当时负责物资疏散、撤退的督导办公室主持人谷正纲，曾派两名工作人员到中信局，指明要把中信局清理处的珠宝，易货处的铜，赶紧在外滩装船运走。当时清理处就推说，负责保管人员不在，无法开柜。此刻形势紧张，解放大军压境，来人也无心深究，事情只好作罢，珠宝再次躲过一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粟裕任军管会正副主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了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公安、政务等五个接管委员会并开始办公。
负责接收中信局清理处、地产处的军管会军事代表兼上海市人民政府房管处处长的就是我的老上司、中共地下党员陈乃昌。接管工作一路畅通，所有汉奸房产、金银珠宝，全都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房管处正式接收了。
那六只皮箱珠宝，经我和相关人员的手，庄严地进行了交接，也就全部属于了人民，属于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选自《文史博览》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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