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三角的工厂里，男女比例如此失调，吴生作为男性的骄傲遭到动摇，他告诉同事，于玛丽有病，病的名字叫性冷淡。
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女孩确实有些不正常。
当我问起于玛丽时，她说，她并不是讨厌男人，而是不愿找老乡。
她从钱包里掏出张照片：一对乡村男女，虽然坐得很近，但眼神却向不同方向飘忽，表情沉闷。显然，于玛丽刻录了她父亲的眉眼，但她的手，却和母亲一样布满疤痕。
打小，她就跟着母亲干活：插秧、拔草、烧柴、和面、洗碗。无论乡间的植物多么茂盛，空气多么清新，在于玛丽看来，这里的生活终究是粗野的，其内部，始终存在着某种邪恶的暴虐：到处都是干重活的女人，而那些蹲在墙角聊天的男人（包括她的父亲），能一连几小时，漫无边际而又心安理得。于玛丽曾劝母亲离婚，而母亲只是摇头和流泪。那时的于玛丽，虽然不懂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但却已暗下决心，一定要离开这里。
和上世纪的那些打工者有所不同，年轻的于玛丽对城市不再抗拒、诅咒，而更愿意介入、融汇。而老乡这个词，却像乡村生活的某种提示，总会折射出从前，而非现在。
这，才是于玛丽不能忍受的根结。
然而，某个瞬间，寂寞，这种生发于青春期的病毒，也会让她像奄奄一息的病人。多少次，于玛丽禁不住想，随便找个男人，把脑袋靠到他的肩膀上……
不！她告诫自己，不能像母亲那样，受制于男人，牵绊于习俗。
于是，于玛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她不像很多人，想着是在为老板打工，就会偷懒；她认为工作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只有通过工作，她才能换取生活成本、积累经验、拓展资源、为未来铺路。
慢慢地，于玛丽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车间，她干活积极，不管有没有人盯着，都一样卖力；空闲时间，她去妇女书屋，阅读报纸、杂志、基层管理学。于玛丽被提升为拉长，大家并不感觉诧异，倒是另一件事，让所有人侧目：于玛丽花了2000元，买了台二手电脑，搬进宿舍，说是为了练打字。
从那一天起，于玛丽便不再去食堂排队吃饭，下班后，直奔宿舍，争分夺秒地练习。饿了，就泡包方便面。
我们眼见着于玛丽学会了打字，学会了制表，学会了往表格里填上生产量。
四
那个早晨，于玛丽发火了：连续5次漏焊！于玛丽问手下的阿玉：“阿玉，你是不是恋爱了？”
阿玉惊惶地抬头，那种表情，根本不用问，定是陷入情网。
不久后，阿玉不告而别——她到小诊所做人流，因感染而造成终身不孕的消息传开后，羞愧难当，选择离去。
阿玉的男友是吴生。而吴生居然同时还有另一个女友！那女友为挤走阿玉，便四处散播这个消息。
吴生?于玛丽那个湖北老乡？大眼睛的技术员？现在，他一如既往地迈着轻快的步伐，吃饭、工作、聊天。那些卑劣行径，丝毫没有损耗他男性的优越感。吴生没有杀人，故吴生无罪——这工业时代的伦理，让于玛丽绝望。
于玛丽认定吴生有罪，她想即刻辞职，将吴生从视野中删除，同时，对这个包容“罪犯”的电子厂，做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反抗；然而，她又犹豫起来：对离开故土、进入城市的人来说，如果丧失了工作，便意味着脚下的土地被挪移，人会虚空起来。
于玛丽感冒了。盖着被子，还止不住打哆嗦。她不断地咳嗽、咳嗽、咳嗽，像是要把心都咳出来。在于玛丽的体内，有一种破碎：她沿袭了乡村的古典，同时，又接纳了工业的契约，然而，在某个缺口处，她遭到了全盘颠覆。
母亲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她：已办好离婚手续。
离婚！当这个词敲击在于玛丽的耳膜上时，她的全部焦虑、不安、疼痛，在那一瞬间，皆被治愈。突然，她不再觉得冷，一股新生的力量灌进来。
于玛丽掀开被子，穿上衣服，趴在桌前，写下辞职报告。
于玛丽卖掉电脑，收拾行李，结算工资，拖着拉杆箱。
于玛丽向我们挥手后，走出厂门。
那么多如于玛丽一样的女孩，离开田埂和山坡，来到南方的工厂，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们的脸变得模糊不清，而于玛丽是个例外。在于玛丽的脸上，始终隐含着一张乡村少女的脸，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无法动摇这个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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