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凯歌
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本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个头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班主任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甚至包括核武器试验失败的消息；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会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也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我匆匆取回作文本，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只是虚荣心的一些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班主任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班主任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时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但“家庭包袱”的说法仍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初春。
到了5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班主任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侯举起存钱的瓦罐，“啪”的，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