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备忘录标题中特别嵌入的3个关键词，它们依旧体现了美国兼顾地区和全球两个层次的用心：“前沿”和“即时”意在预防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出现贸易独占者（意在脱离全球市场）或贸易阻断者（意在直接打击美国经济），并确保在这类情况发生时，能以相应强度的武力施加惩戒。航母战斗群和两栖集群乃是最直接的介入工具，常态化的侦察与监视则意在对假想敌的能力和动机做出评估。“参与”则是要鼓励和带动其他国家加入对全球航行自由的维护，借此呼应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在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华盛顿不仅承诺会继续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6个传统盟友的合作，而且列出了包括印度和越南在内的8个新伙伴，与“再平衡”的布局关系不言而喻。
中国的“远近结合”
与美国海洋战略的反复修正相比，解放军海军的战略指导表现得远为审慎和一致。自“近岸防御”路线在1985年被修正为“近海防御”以来，尽管中国海军领导层曾在1997年提出“变近海防御型海军为远洋区域型海军”的目标，但以周边海域为重心的防御性战略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2015年版军事战略白皮书依然表示：“（解放军）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
所谓“近海防御”，就性质而言可分为两类任务：一是拓展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岛链以内的海上防御纵深，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中国最富经济活力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二是保障对发展经济至关重要、且仍在不断延伸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从1990年代中期到当下，中国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其近海防御圈的覆盖范围延伸到了150~200海里（即整个专属经济区），从而在第一岛链内建立起了事实上的有效对海控制。至于白皮书提到的另一概念“远海护卫”，至少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在远离本土600海里以上的区域，进一步提升对海上交通线的防卫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在南海建立侦察和补给据点，尝试在印度洋的水下巡航，以及获取区域外基地的努力；二是继续培养实施区域外非传统安全行动的能力，如海军外交、海上联合执法、人道主义救援等。
应当承认，和具备全球级海洋能力的美国相比，今日的中国海军本质上还是一支“先进中等海上力量”（Developed Medium Sea Power）：它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卫能力，但在跨区域活动和投送能力方面劣势明显，并且对全球主要的海洋地理遏制点（Choke Point）缺乏影响。以此观之，所谓“中国海上力量的扩张带来的挑战”，似有言过其实之嫌。
但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特殊的海洋地理形势，在无形中放大了其海上力量的杠杆作用。在背靠大陆、依托远程岸基武器和沿海基地体系的情况下，濒临边缘海（如黄海、东海和南海）的国家可以首先对狭窄的半封闭海域建立控制，进而以此为基础、向邻接的遏制点和大洋边缘推进。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对边缘海以及重要遏制点的控制将使一国获得争夺公海制海权的机会；最不理想的情况也可造就一种海上拒止（Sea Denial）态势，使敌方无法利用边缘海对该国实施干涉。
换言之，“步步为营”的实质是将分块蚕食陆上领土的模式搬到海上，以远程岸基武器作为保护伞，掩护海军分阶段、分区块地提升作战能力，最终造就一道距本国海岸线数千海里的“防御蓝带”。防御者不必在全球击败海洋强国，只须使对手在越过“蓝带”时要冒遭受重大损失的风险，便足以限制对手的行动。而最近5~10年美国极力渲染的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或曰“要塞舰队”（Fortress Fleet）战略，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它以反舰弹道导弹（ASBM）作为保护伞，意在取消美国对西太平洋沿岸的即时干预能力，最终将影响到全球海洋经济的开放性和统一性：这恰好与美国海上战略的两大目标完全对立。是故尽管A2/AD完全是出于美方本身的揣测，华盛顿对此却表现出如临大敌式的警惕，并在新战略备忘录中以“全域介入”作为回应。
超越“要塞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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