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世事洞明的人，还能搞不懂高考那点事？”蔡朝阳说，“高考很简单，很机械，我曾经在两次高考前，猜中过浙江高考的作文题，在高考前布置给我班里的学生写。”
作为一名老师，打出反思教育的旗号很容易，但首先必须证明自己不是教不好书、混不下去了，才萌生对所处体制的不满。在这一点上，郭、蔡、吕三人高度一致，他们虽然个性上特立独行，却都是有口皆碑的名师。
这是“贩私货”的前提。郭初阳说，我们先要帮助学生节约时间顺利通过考试，再带着学生感受文学的魅力，有梯次的，第一步做不好，第二步也免谈，这是基本的职业伦理。成绩有保证了，就“不要让那些二流文本占据你的脑袋”。
蔡朝阳认为，启蒙和洗脑的区别在于，孩子是否有选择权。就像6月5日和郭初阳见面之前，他发来一条信息：茶还是咖啡？
鱼缸与大海
《海底总动员》是蔡朝阳喜欢讲的故事，电影里，小丑鱼尼莫和神仙鱼吉哥，历尽艰难，从牙医家的鱼缸里重回大海。
“在那个鱼缸里，只有尼莫和吉哥想到大海里去，因为它们是被人从大海里捞回来的，而其他的鱼都来自宠物市场。”
蔡朝阳说，郭初阳回到大海里去了，而自己决定继续留在鱼缸里，希望把鱼缸变成大海。“我作为一个异端，要在体制内创造性地生活，要有光。”
在绍兴，他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以及公益讲座组织者，扮演着一个局部播火者的社会角色。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了解了他做的讲座和社会活动，都很惊讶，“这不是一个中学教师能做的”。
显然，在社会眼光里，中学教师只能是一个“低级知识分子”，本不能发大声，成大事，他们的教材批判得不到响应，也在“情理之中”。
“我就是那个十余年如一日的面目可憎的中学语文教师。”蔡朝阳自嘲道。
他变得宠辱不惊，不复当年激越。“这条路，需要温和而坚定地去走，温和，才有可持续性。毕竟，地上的香蕉皮不会因为你的咒骂而自动回到垃圾桶里去。”
郭初阳现在比在体制内当教师还要忙碌，为了让课堂足够精彩与丰富，他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相当一部分是创造性的工作，“忙得气都喘不过来”，但忙得很充实。他在“越读馆”开设双语课程，汉语、英语，“如果擅长英文，等于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我和蔡朝阳，都有两个学校，一个是杭州师范学院，一个是三联书店。”郭初阳说，大学时代他们对经典和伟大作品的阅读，几乎都在三联书店完成，当时与书店工作人员已经熟络到可以随意进出书库。
有一名前辈教师感慨，杭师院当时怎么能出你们这种毕业生？那时好老师都被“干掉”了呀！
蔡朝阳说：“我们是野生的。”
“体制内的教师”不成问题，最可怕的是体制的僵化和人的体制化。对于体制僵化对人的伤害，蔡朝阳打了一个比喻，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描写的那样，一个犯人在监狱里待的时间太长，突然给他自由，他要么千方百计回到监狱里去，要么死去。
吕栋感受到，家长们对“非主流”的教学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学生也是一样。蔡朝阳说，像我们一样的人很少，北京上海这些经济最发达地方的家长，也都一样，认为给学生过多自由是危险的。
而学校重视成绩，体制注重灌输。那么在教育这一社会结构当中，像他们一样的教师就是孤立的—90%以上的教师都在这个体制里机械地团结着。
体制，除了可以被郭、蔡、吕理性地研究和批评，也可以成为所有人，包括体制化的人们不假思索的抱怨对象。那么体制是什么呢？
蔡朝阳说：“每一个人都是体制。”
2012年的一段时间里，班上的学生以电影《死亡诗社》里基廷老师的专属称呼“船长”来称呼蔡朝阳。“我从不答应，我不是基廷，我更像安迪。安迪用了19年的时间挖出了通往自由之路，我用了16年才悟出，在体制里也可以寻找到通向自己的自由之路。我愿意做一盏微亮的灯火，让你们知道还有另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你们也要做安迪。”
他渐渐有点悲壮。
“有些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自由的光辉。”
图、文∣本刊记者 李少威 发自浙江杭州、绍兴、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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