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金成：我们国家的财政预算体制是一体化的，不是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制，预算中支出大于收入这一块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北京市的财政体制要首先改变，没有必要让乡镇政府自收自支，也没有必要让各区县自收自支。公共服务要均等化，北京市民不一定要享有比别的地方更特殊的福利待遇。
全国的财政体制也要改。现有的这个体制下，各个地方政府有发展的积极性，拼命去发展工业，搞土地财政，但另一方面，不顾生态环境，拼命要政策，导致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为了克服弊端，对没有条件自己养活自己的地方，就要考虑财政转移支付，有些地方适合搞发展，那就加快发展。财政体制确实应该从全国范围来改革，不是仅改革北京的体制。
《南风窗》：美国的华盛顿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是首都城市的一种类型，聚焦首都功能，北京能从他们的经验里借鉴什么吗？
肖金成：华盛顿、堪培拉就是首都，就是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别的不搞，搞一些博物馆，搞搞旅游就行了，一开始功能定位就很明确，没有发展经济的目标。对北京的借鉴作用就是去功能化，但北京已经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口，聚集了这么多的产业，聚集了这么多的功能，要去功能化不是那么容易的。为居民服务的功能要保留，比如餐饮、医疗、旅游、商贸还是要发展的。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惯性，所以只能是逐步疏解。
人多不是大城市病
《南风窗》：国家层面已经确定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需要注意什么？
肖金成：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北京是一个城市，有很多的人口，城市是要满足这些人的需求，要有卖菜的，要有商店，要有交通。你能把地铁、公交车都撤出去吗？它不是首都功能，却是城市功能。向外疏解还应该是个市场化的过程，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向外转移。我的观点首先是不做加法，同时在产业方面逐步做减法。
《南风窗》：在不做加法这个点上，北京市做得到吗？
肖金成：这是可以做到的。第一可以通过规划控制，第二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第三我觉得可以使用带有强制性的措施。比如说外资银行想把总部设在北京，那对不起，不可以。这种控制做加法是可以做得到的。减法，首钢不是搬到曹妃甸去了吗，就是做减法，还有很多工厂，像燕山石化也可以搬走，汽车产业，北京各乡镇的工业，是完全可以搬走的。
《南风窗》：如果一切都能进展顺利的话，你预期对北京的大城市病的治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见效？
肖金成：我觉得2020年、2030年是两个时间节点，5年可能初见成效。从另一个方面说，城市功能疏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可能没有什么严格的时间节点。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北京的功能疏解、产业转移并不代表人口会减少。
《南风窗》：如果常住人口不减少，所谓的大城市病怎么能缓解呢？
肖金成：把城市病定义为人口多是不对的，人口多不是城市病，汽车多才是城市病。我在楼上居住，在楼下上班，会加剧拥堵吗？我呼吸点空气，能说PM2.5就多了吗，在哪儿不呼吸啊？关键不是人减少多少，而是城市规模不要再扩大，拥堵和排放不要增加。伦敦人口没减少，纽约人口没减少，东京人口没减少，但是那里的环境改善了，交通状况改善了，因为污染性工业转移到其他地方了，甚至转移到国外了。对治疗大城市病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文∣本刊记者 李北方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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