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基础设施配套上，这里无法与中心市区相比。“现在好一点，路灯还是有了，”于晨说，“但是没有什么好的医院，周边连一家二甲医院都没有。”
所以人们依然要到中心市区去分取生存的资源—而他们之所以住到外围去，本意是减轻资源压力。
光头号贩子看了一下张琴手里的血象报告，说：“哟，这不是小问题呀。”
是的，很可能是白血病。张琴是第一次来儿童医院，很懵懂，号贩子说，你得先去建卡，否则挂不上号。然后，他便指点着张琴怎么做。在医护下班的时候，号贩子无疑是最专业的“导医”，而这样的“导医”至少有几十个，每一刻，患儿家属耳朵里都塞满了同一句话：“挂号吗？专家号要吗？”
《南风窗》记者为张琴占着队伍里的位置，她跟着光头号贩子去建卡。10分钟后她和号贩子一起回来了，号贩子打算跟她做一笔生意，以300元的价格卖给他一个专家号。张琴犹豫中有点不好意思，不想把脸对着号贩子。
号贩子拿出手机说，我帮你查查。“你看，这上面写着‘紧张’，‘紧张’就是少于5个，明白吗？你看这前面有多少人哪。”
袁圆说，父亲在一家专科医院做视网膜手术的时候，一个专家号花了1300元。“原价是330元，但医院直接叫你别排了，根本没有了，只能找号贩子。”
光头提供给张琴的“服务承诺”跟袁圆所经历的一样：全程陪着先看病，看完病再给钱，这样就不担心卖给她一个假号。
后来为了让父亲顺利住院，并且不被转到位于遥远的亦庄的院区去，袁圆又花费了上万元。这个环节也可以继续让号贩子代办，价格是8000元至1万元之间。
“这次手术，医疗费用1.5万元左右，非医疗开支比这个还多。其实当初应该把整个流程都交给号贩子，至少他们是明码标价，我自己去送红包，不知道行情，不敢送少了，送完心里还不放心。”袁圆说，“我以前也觉得号贩子挺坑人的，但等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时候，就顾不上什么是非了，完了你心里对他还挺感激。”
一个胸部彩超，要等待两个月才能安排下来，在人们趋之若鹜的大医院是常态。住在德外大街的杜叔，去年做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被排到半年之后，后来还是女婿找关系，从天津入手托人，绕了一圈回到北京，才在8天内安排住院。
“一等就是半年，你说啥病不耽误啊？”杜叔说。
在紧张的资源面前，人们必须调动一些其他资源来获取某种特定资源。比如金钱，或者关系，更直接有效的则是权力。排队，活在北京的一种常态。资源紧张带来的巨大烦恼，在有插队能力的人们操作下，还在滚雪球般加大，压向后面排着队的人群。
所以这个城市的烦恼叙事，总是由底层去完成，他们不需要组织语言逻辑，只需要把生活掀开给别人看看。
希望
北京的夏日，凌晨4点天就亮了。
5：08，玻璃门后出现了保安的身影，人们一拥而上，原本按照先来后到形成的自然秩序瞬间崩溃。张琴跑得慢了，已经被甩到百名以外，她的情绪更加沮丧。光头号贩子又来解释一遍“‘紧张’就是少于5个”的道理，并给了她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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