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凤鸣高冈(8)

时间:2015-10-10 20:00:14 

钱穆没有兑现跟诸祖耿说的话,他随华侨大学迁去了香港,看着满街流离失所、无处问学的青年,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与唐君毅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以及新亚研究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香港,他牵挂大陆的家人,一心想将他们接到香港生活。但子女们选择了拒绝。

钱穆决意不回大陆。在颠沛流离中,他的新亚书院逐渐有了名气。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名字是钱穆定的,他将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为中文大学,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与校方的矛盾很快显现,他无法认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的处理方法,而校方也对他的建议多不采纳。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务确实影响著述,最终他离开了新亚。为示抗议,他选择了辞职而不是退休,为此失去了一笔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难民潮涌起,这块弹丸之地变得不安起来。钱穆决定移居台湾。这时候,猝逝于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于1962年的胡适,没能看见故园“文革”的发生。

抗战胜利后,钱穆就淡出学术界的主流平台。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各自复校北平。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其时不在昆明的联大同事都接到了聘书,钱穆却没有等来聘请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选择留在昆明,任教于五华书院,同时到云南大学兼课。当时西南联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仅有两人,其中一个是刘文典。刘文典是出了名的“瘾君子”,除了在云南大学上课外,整天都待在家里吸鸦片,极少见外人。听说钱穆在昆明,却马上出门,步行到其住处畅谈–所有认识刘文典的人,都对他这个举动十分惊讶。

然而钱穆没在昆明待多久,就因为胃病复发回到了家乡,在无锡新成立的江南大学做文学院院长–那是1948年,也在这一年,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确定了81名院士名单,钱穆落选。

严耕望说,以钱穆当时的成就与名气,却未能入选首届院士,令中研院被讥为“诸子皆出王官”。关于落选的原因,严耕望分析说,“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钱穆)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馀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围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有意思的是,学界巨公不欢迎钱穆,却欣赏钱门弟子,严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赏识下进入史语所。1958年胡适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后,严耕望鼓起勇气向胡适写了长信,建议他选钱穆为院士,以洗脱“中研院”排斥异己的形象。

胡适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适去世,钱穆都未能成为院士。根据严耕望的委婉说法,是由于院内“少数有力人士”的阻挠,导致钱穆并未通过。余英时曾说,“中研院”领导层中,还是胡适对钱穆的成见最浅。1967年,“中研院”内部终于对钱穆成为院士一事没有异议了,严耕望去找钱穆签名,不料遭到拒绝,“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馀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无奈之下,严耕望只得通知“中研院”撤销提名。

到了1968年,在严耕望的争取下,钱穆终于同意提名,成为院士,接近全票通过。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晚到了20年的头衔,也仅比弟子严耕望早两年。

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被视为“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标志性文本。文章刊发前,张君劢等人邀请钱穆签名。笃信“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清代学者章学诚语)的钱穆,拒绝了这个签名。自此之后,他与新儒家渐行渐远。

据余英时回忆,1964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的职务时,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补助,以撰写《朱子新学案》,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学社这项补助一向只针对学术机构,不针对个人。这时新亚方面希望钱穆也辞去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钱穆不得不以个人名义申请这项补助,在杨联陞的帮助下才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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