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凤鸣高冈(7)

时间:2015-10-10 20:00:14 

1937年,钱穆发表《馀杭章氏学别记》一文,赞扬此前一年去世的章太炎,“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近世一人而已。”然而到了1978年,他发表《太炎论学述》,大意说,章太炎以其所崇信的印度佛学来统摄中国学术史,最近发现他这个做法终生不变,自己需要说出意见供读者参考,并非有意指摘前贤:

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一因其文字诘屈,读其书者不多。一因其纵观博览,所涉既广,而民初以来读书风气已衰……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而主持新文化运动者,亦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近世则群敬以为大师,或目以为怪人。然固无知其立论之怪……“儒不如释”之一见,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当清末民初之际,学者菲薄传统,竞求一变以为快,太炎与南海康氏,其表率也。

这位传统人物,并不是存心想做具体哪个人的反对者。梁启超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不满意,也有同题著作。再加上钱氏对康有为的批评,人们往往容易认为他连带贬抑梁启超。实际上并非如此。

1910年,15周岁的钱穆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深为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所感染,于是发愿深入中国历史之中,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在1964年的演讲中,钱穆赞赏梁启超在欧战后批评西方文化的病痛,是“当时国人惟一大创见”,梁氏论中国传统政治为“礼治”而不是“法治”、辨析中西文化异同,“更为深见卓识”。他更认为,梁启超天资聪颖,如果活到七八十岁,“不知其学问思想又将达何境界。”还透露了自己平生一大遗恨,是赴北平时梁启超已经去世,未能与他见上一面。

钱穆将梁启超看作“中国现代传统学术人物,非仅一时代人物”。他对梁的深情,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这种深情并未使他否认古代中国存在诸多问题,在抗战时期他就说,“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

类似这种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见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或者,还应该听听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授课时所说的话。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连胡适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譬如说陈寅恪,当年在北平哪个青年读书人不知道,但现在又谁知道得他呢?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建校25周年,余英时发表演讲,梳理近代以来的风气:“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馀地。”

在“求新求变”这一时代洪流中,钱穆发出了一位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何处是中国?

1949年4月,江苏无锡。

江南大学教授诸祖耿在无锡车站送别朋友钱穆。钱穆是应广州华侨大学邀请,赴穗任教。他告诉诸祖耿,一个月后回无锡。俩人都没有想过,这会是他们此生的诀别。话别诸祖耿后,钱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然后乘船赴广州。

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变的风潮,将当年新风潮的领导者胡适和傅斯年,震荡出中国大陆。

看不过瘾?点击下面链接!
本站微信公众号:gsjx365,天天有好故事感动你!

上一页1..3456789101112下一页

相关南方人物周刊15年28期

美图欣赏

南方人物周刊15年28期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