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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衰落是发生在王千源青春尾巴上的事情，等他挣扎着从职高、从小裁缝的命运里跑出来，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他才“洗心革面”，进入了新的时代帷幕里。这个时候，东北成了往事，不会太多地想起，直到在《钢的琴》中重新启用这段记忆。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戏还是一块表演艺术的圣地。虽然大家也是像“流氓”一样吊儿郎当地混日子，聊天聊到后半夜，但同学们系统地接受专业训练，认真对待演戏。陈建斌、刘烨、秦海璐、黄志忠等等，都是王千源同时期在校的校友，还有章子怡，“年轻的时候，也是梳两个辫子，在操场里溜达来溜达去。”王千源像学裁缝一样学表演，声、台、形、表都是布料，捏合起来才是服装的成品。
后来演戏，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把体验和感受拼接在一起。演契诃夫的话剧《天鹅之歌》，他一个人住在剧院里，搬个凳子站在上面，拿条长枪，抽着烟，哼着歌，硬去想象一个过气演员的艰辛。演一个结巴，他连着两个月说话打磕巴。演《钢的琴》，他每天穿条绿色的毛裤，在酒店里晃悠，幻想在筒子楼里见到秦海璐的情景，“两边都是锅碗瓢盆，那边拿个菜筐弄菜叶，这边还养着鸡。”
他理想中的表演状态是“胸有成竹”，像中国水墨画，眼中无竹，心中有竹。高仓健、横路敬二、郎雄、李雪健，都属于这个级别“牛逼得要死”的演员。不过，他们的境界不仅靠技术，也依赖时间。“没结婚的人演结婚，一定是假的，中年时可以演困惑，未必就能演老年。”在这个方向上，王千源才走到半路。
那时的演艺圈能给他这样的时间，循规蹈矩地体验生活，没有票房、片酬的诱惑。“那时候听话，让干什么干什么，让演什么演什么，也没有那么多想法。”就这样，一系列诸如卖黄碟的小商贩、下乡的法官、偷腥的农民出现在他的履历里，几乎跟恶作剧似的，“天天都是这些。”
新电影《解救吾先生》再次发生了变化。这是新世纪标准的大制作，闪亮的明星组合，在资本和商业的规则里，所有人的时间都严丝合缝，白纸黑字写上合同。拍摄时间一个多月，签完约就试装，准备进组，上来就是激烈的对手戏，“跟特种部队似的”。他像是刚从一场赤身肉搏的体力活里解脱出来，此前积攒的力气，一下子都派上了用场。“能把这活儿干成这样，我也是顶到天了，就跟咱俩砍价买菜似的，我已经到嗓子眼了，不能再给你便宜了，再便宜我就吐了。”
如你所见，王千源擅用比喻。他说人像东北的酸菜，腌在缸里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样，等时间过去，才知道是什么味、成了什么形、是不是被石头压出了痕迹。而演戏像酿酒，“乱七八糟”的角色都接着，往里搅和，在一个桶里封着，最后才能闻到香气。
小时候他被父母带去看戏，站在侧幕，或者调音台灯光台附近–位于舞台和乐池之间，几乎就是《天鹅之歌》里面提词员的位置，看舞台剧《吝啬鬼》、《白卷先生》。在厂矿里的露天体育场看电影，《巴黎圣母院》《简爱》《红孩子》《搭错车》，后来上学看到《老人与海》，发现男演员演得厉害，“那坚毅的脸，每一根皱纹就像一根鱼线，能紧能松。”往记忆里找，这人正是小时候看过的在《巴黎圣母院》里演卡西莫多的安东尼·奎恩。
他在《解救吾先生》里演绑匪，一个大反派，但王千源觉得人无好坏，只有输赢，“有的虫子被风吹到地沟，不可能成为标本，而有的刚好赶上一滴松树油落下来，结果成为琥珀。”听着耳熟，又是他说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