婶婶就这样一次次发病出事，又一次次被周围的亲人和好心人解救回来。三十年后，家人庆幸终于可以结束那种惶恐、紧张和忧郁的生活了，无论是我的堂姐堂弟，还是作为她侄子的我，都没有留意她心灵深处的创伤。
直至1990年夏天，当时叔叔婶婶家的房子很小，二十四个平方米隔成前后两间，两个年纪已超过三十的儿子各带着妻小一起生活。这个狭小空间已经成为三个家庭的安身之处，夏天，他们常常在后门弄堂搭铺板睡觉。那时多数家庭都没有空调，许多上海人晚上在自家门口搭上一两块铺板，或是放上一张竹躺椅，围坐在一起乘凉聊天。但婶婶是一个非常传统和保守的女性，这样天天在众目睽睽下睡在露天，心理刺激一定很大，再加之夏天持续酷热难当，婶婶的忧郁症又一次发作了。一次乘人不注意，她吞服了大量安眠药，幸亏家人发现得早，送到医院抢救了过来。
这样的事在同一个夏天竟然发生了两次，婶婶第二次出院后，堂姐决定把她安置在自己家，离彭泽路的家也很近，走路不到十分钟。那也是个很小的住处，一座利用旧式石库门里弄水塔搭建的房子，顺着水塔的水泥承重柱，围成楼上两个小间，楼下是厨房兼过道。婶婶和堂姐以及两个小孩住在楼上，堂姐夫就在楼梯过道边每晚临时搭一个小床，早起时拆掉。一般来说，婶婶从楼上下来，必须越过临时搭建的小床，很难不惊动睡在楼梯口的堂姐夫。
可能是堂姐和堂姐夫那晚实在太累了，清晨醒来，发现婶婶已经不见了，楼下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串家里的钥匙和一些零钱。他们本能地预感到出事了，急忙赶到彭泽路的家里，发现婶婶果然不在，立刻和我叔叔分头去找。
叔叔骑着自行车，从河南路桥沿着苏州河边，向东仔细寻找，发现邮政大楼一侧的河边，有一大堆人围聚着，几个中年人大声呼叫着什么，还有人向就在前面不到一百米的第一人民医院疾步跑去。我叔叔放下自行车就往人群里挤，眼前的情景果然不出他所料：我的婶婶，脸色苍白却平静安详地躺在河边的水泥地上，平静得只有解脱，没有怨恨。一个善良的女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她全身湿漉漉的，还在淌着水，像是多年来积累的全部眼泪。
叔叔家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警察，在水上警察的配合下，很认真地在户口本上填上：邵丽铣，于 年 月 日不幸溺水死亡。
大姐打电话告诉了远在美国的我，听到这个噩耗，我没有流泪，没有哭泣。我独自开车到了“西来寺”，点上一炷香，在悠扬的梵音中，任由我的思绪和怀念远去，只希冀能追上婶婶慈爱善良的灵魂，送她一程，让她不要走得那样孤独，那样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