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反对者的价值

时间:2015-04-06 08:06:33 

比米塞斯幸运

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张维迎先生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都引用过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这句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米塞斯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实际上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老师。与哈耶克同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晚景凄凉,59岁流亡到美国时难以在大学里找到一份有薪水的教职,只能靠支持者的资助生活,因为他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理念在刚刚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难以融入呼唤政府干预的主流。

米塞斯去世40年后,他的故事在中国经由一群市场派经济学家的介绍开始为人所知,其中就包括张维迎。和米塞斯一样,张维迎坚定地反对政府之手对市场的干预,他不厌其烦地提醒公众不要迷信政府的权力,并且在不同场合为企业家正名。在他的研究中企业家才是经济增长的“国王”,而不是政府。但这种自由主义色彩鲜明的观点以及直率的发言方式并不受官员喜欢,也遭到网络上民粹主义者的指责,他们称他为“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试图将市场的理念注入北大校园,通过打破教师的“铁饭碗”来改变死气沉沉的教育现状,但强硬的改革举措让他毁誉参半。51岁时,张维迎被免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提前结束了走上仕途的可能。

“他对市场的坚持,非常像中国的米塞斯,原则问题上绝不动摇,非常尖锐地、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弘扬市场经济这个体制,别人批评我也好,骂我也好,我也坚持讲。”张的一位学界朋友如此评价。但张维迎否认道:“我觉得夸大了,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对吧,像米塞斯那样孤独,我们现在根本没法跟他比的。”他坐在北大未名湖畔朗润园的新办公室里,四合院的地暖不是特别充足,他的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说话时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陕北口音。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几个月前,张维迎搬到这座中式庭院里工作。这里曾属于晚清洋务派领导者奕,现在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的办公场所,一个囊括了多名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学者、在外界看来带有政府智库色彩的研究机构。20年前,张维迎也是这里的创办人之一,但对市场极端的信仰以及直率的性格让他与早年的伙伴走上不同的道路,如今同为创办人的林毅夫多次受国家领导人接见,易纲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海闻做过北京大学副校长。

去年8月,张维迎接受国发院的邀请重新回到朗润园。外界难免猜测,他的回归将给朗润园带来更多企业方面的资源,尽管仕途上受阻,他在企业家群体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周鸿祎去他的北大课堂上担任讲座嘉宾,新书发布时任志强、俞敏洪参加他的宣传活动。然而接受邀请之初张维迎就表示,这些事情尽量不再做了,他更希望回归到一个学者的状态,不再像以前那样:早上6点就要到光华楼的办公室里,见外宾、见企业家,和各种人谈话。现在,他起床后先去家附近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走8公里,兴致来了还在微信朋友圈里即兴赋一曲信天游。

4年前被免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后,财经作家苏小和曾与张维迎见过一次面,苏小和当时宽慰他:“说不定是个好事,你以后有大量的时间去思考经济学了。”张维迎听了只是笑了一下,然后说:“我现在觉得经济学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那时他刚过五十,头上白发丛生。

“现在他关注更广泛的这些事情,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当然你也可以说他离现实越来越远了,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学者的心路历程吧。有些人他永远都在前线,像吴敬琏、厉以宁老师是这样的,你现在去看一下论坛,他们还不时地出来。”和张维迎相识二十余年的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但是维迎他等于是进入更加基本的东西,在思考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我觉得也是需要有人做这个事。”

对于如今的张维迎来说,启蒙智识或许比具体的学术研究更为紧迫。2014年的秋季学期,张维迎给一百多名年轻的北大本科生开了门基础课,经济学原理。课堂上,张维迎语气轻松地开着政府部门的玩笑:“过去叫计委,现在叫发改委,穿了个马甲”;谈到社会上对强势政府的迷信,他皱起眉头,“金融危机后,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说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模式,开始否认市场,否认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的市场化改革,我觉得错了!错了!错了!这都错了!!”语气越来越重。他希望学生明白,经济学研究利益,但利益驱动不足以改变世界,而要靠正确的理念。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理念的力量》中写道,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改变人们的观念,“如果不能对少数人的思想给予真正的宽容,我们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在野与在朝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张维迎建议一家出版社再版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的著作《美国大萧条》,他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提醒公众,大萧条的背后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恰恰是政府的不当干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曾在一次会议上推荐官员读读这篇文章,据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参会人员转述,俞正声说他不一定完全同意张维迎的观点,但这篇文章以及这本书值得一看。

张维迎的观点确实异于当时的主流看法。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推出4万亿救市计划等一系列带有强烈“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刺激性经济政策—这个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扩大内需来实现繁荣的经济学派崛起于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之后,依旧盛行于今日的中国。

但张维迎引用凯恩斯的对手、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的比喻提醒公众,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来维持增长,就像抓着老虎尾巴,要么跟着老虎跑累死了,要么被老虎吃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上下挥舞着拳头说,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一位央企老总当场便和他争论起来,台下一片哄笑声。

“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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