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时起，茅于轼成为张维迎最敬佩的经济学家，并且对他影响深远。会后，张维迎开始和茅于轼在信中讨论经济学问题，并且自学微观经济学。当时西方经济学的资讯十分有限，茅于轼看到国外的文章，让张维迎翻译成中文，然后油印出来发送给别人。张维迎在去年出版的《博弈与社会》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本书献给何炼成老师和茅于轼老师。35年前，何炼成老师（张在西北大学时期的导师）将我带入经济学殿堂;31年前，茅于轼老师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时代英雄
时隔三十多年，张维迎仍会在课堂上给学生讲1977年恢复高考背后的博弈：“两个凡是”尚未被否定，下面的人给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这项工作需要长期、认真地准备，目前还搞不了。讲到这里，张维迎模仿起邓小平的四川口音：“邓小平怎么讲？邓小平说，你们能干得来你们就干，你们干不了，我知道谁干得了。就这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
学生们被这个陕西人蹩脚的四川话逗笑了，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张维迎无疑是那次改革的实际受益者，他在言谈中流露出对那个时代的怀念，“改革的阻力很大，但改革理念和领导力也很强。”他正是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崭露头角。
年初秋，此后一直被视为改革意象的莫干山会议召开，通过甄选论文汇集了一批对改革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中青年学者。独立学者柳红曾在《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中记录，一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着要参会。阻挡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人，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山。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
还在读研的张维迎是年龄最小的参会者，他的论文自全国1300多份投稿中脱颖而出，并在莫干山上引起轰动。当时的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同于国家应该如何调整价格的主流看法，张维迎主张放开价格，让市场自己调节。他在会场上举例说，就像温度计中的水银柱随着气温自动升降，政府“调价”是把水银柱温度计换成了不胀钢温度计，要降价就锯，要加价就接。
发言时，张维迎站起身、双手撑着桌子，说话激动又带着浓重的乡音，很多人听不懂，他要重复讲好几遍。晚上11点讨论还没有结束，已经散会的小组站在屋子后面旁听，“背后站的都是人”。那天晚上之后，这个来自西北的年轻学生名声大震。
“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一位参会者回忆。张维迎的观点激进，但顺应了改革派的需求，为日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改革贡献了智慧。其时，自由市场的观念受到领导人重视，198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自由选择》的作者弗里德曼访问北京，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并且将原定半小时的会面延长至两个小时。张维迎上大学时就把《自由选择》读了好几遍，弗里德曼反对的正是政府干预，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
莫干山会议之后，张维迎成为当时的学术明星，他的文章在《经济日报》、《读书》杂志上发表。“他在80年代，在青年学生里头已经是这种明星级的，实际上比我们那个年纪也大不了多少。”姚洋回忆，大学时期他就读过张维迎的文章，后来还听过他的讲座。一堂名叫“青年学”的课程把张维迎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作者潘晓、跳粪坑救农民的大学生张华并列为1980年代思想交锋的标志性人物。
“他赶上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造英雄。”姚洋说。
但在具体的政府机构里，“反对者”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莫干山会议中的表现，张维迎毕业后被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招收到体改所工作。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人物，高尚全曾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工作中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即便如此，当时他也必须谨慎行事，提醒张维迎在单位千万不要提那篇《为“钱”正名》，以免麻烦。
尽管体改所是一个研究机构，但同样属于政府部门，上级领导在文章上的批示是评职称、奖励的重要标准。这和张维迎的志趣相反，他不喜欢给别人当助手，“没法协助别人做任何事情”，也不喜欢针对具体政策写“奏折”，更愿意独立做政策前期理论性的研究，但这显然不足以引起领导的重视。
这段经历也让一个年轻学者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的差距。1980年代末，价格双轨制改革带来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官倒、腐败、物价飞涨、百姓抢购，这些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是他这种年轻学者最初写论文时无法预料到的。
另一些知识分子却因为骤然靠近权力中心、对改革有一定话语权，显得自以为是。张维迎听过这样一件事，体改所里一名研究人员去上海调查，拍着当地一把手的肩膀说：“干得不错啊！”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比别人认识得要深一点，你就会洋洋得意。”张维迎开始反思，“如果没有很好的系统的理论训练，你出的这些政策研究，其实都是很表面的，可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为此，他在体改委内部组织了一个读书班，给十几个年轻人讲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直讲到1989年4月27日。1990年9月，张维迎赴牛津大学读书。
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后，张维迎完全可以像其他体改委同事那样下海经商，譬如他的大学同学、后来的万通集团总裁冯仑。当时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最窘迫的1990年春节，两家人凑在一起过的年。但冯仑向《人物》记者回忆，张维迎当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表达他的选择：“反正这个车总是要拐弯的，现在经济学好像被冷落了，也没有人管了，我就一直等着，一直研究着，总有一天这个车又拐过来了，那时候我就第一个上车。”
改革
张维迎并没有等太久，4年后他毕业归国时，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和林毅夫等6位学者一同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打算培养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象牙塔内同样积弊深重，大学研究机构没有自主权，校园内人浮于事，就像当时社会上那些充满问题的国有企业一样。
在这位笃信市场的经济学家看来，所有组织一旦垄断就会出现问题，打破僵局只有遵循市场逻辑，引入竞争以及激励机制，不管这个组织是一家企业、一个学院，还是一所大学。“我不认为我擅长管理，但是因为当时需要变革嘛，我觉得我对变革是有想法的，也是有激情的。”张维迎说。1999年他出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主持学院工作，随后开始长达10年的行政工作，并试图将他所信仰的市场理念注入到具体的改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