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举了个例子，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曾经严厉地批评美联储在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就印制大量票据储备，以防可能出现的短缺，结果导致美国大萧条;几十年后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后的行为跟自己当年所批评的没有多大区别，最终引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和立场观点会是多么的不同啊！”张维迎感叹。
同在朗润园的林毅夫就常被外界认为是“在朝”的经济学家，他曾公开表示4万亿政策利大于弊。林毅夫是张维迎在学术上多年的“论敌”，他告诉《人物》记者，自己与张维迎的本质分歧在于是否承认政府在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作用，“不能因为过去政府有许多错位或越位的地方就完全把政府抛弃掉，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政府缺位，政府的作用，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如果仅从两人的教育背景来看，林毅夫更应该扮演张维迎现在的角色。林毅夫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学派”相信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1987年回国后，林毅夫进入中国改革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起初，他也试图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指点江山，但现实让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条路在转型的中国走不通，他开始把中国政府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看待。
而在1987年，已经在另一个改革中枢机构—国家体改委工作两年多的张维迎被单位委派去牛津大学进修。与林毅夫不同，他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市场自发的力量。1989年以后，张维迎的同学冯仑下海经商，在南德集团里当办公室主任，张维迎本要继续去牛津深造，但当时出国困难，他在家里没事干，被介绍去这家民企做访问、研究，这是张维迎最初与民企打交道。南德的董事长是颇具争议的“国际倒爷”牟其中，1989年底，他带着几火车积压在仓库里的袜子、被单和罐头去苏联为四川航空换回4架图-154飞机，赚取了高额差价，成为传奇。尽管牟其中后来因诈骗案入狱，但张维迎如今依然称其为“企业家教父”，他让张维迎在当时死气沉沉的气氛中看到“底层变革的力量”—来自企业家而非政府，“他有一种创造的冲动，干事的冲动，这个国家就是有希望的”，张维迎说。
接受采访时，张维迎将自己与林毅夫的争论—几乎每隔10年，他们都因对中国前途的争论而进入公众视野—归结为视角不同。在局促的办公室内，张维迎指了指桌上的一个玻璃杯，“就像人说半瓶子水，有人看到的是空的那一半，有人看到的是有水的那一半。”
反对者的诞生
张维迎与林毅夫站在同一个坐标系的两端，与他们交往颇深的姚洋总结，林毅夫适合解释中国因何成功，而张维迎是给人们敲响警钟。
不同的观点让这两位学者拥有不一样的境遇，不同的境遇又影响了他们的言说方式。有一年上海召开企业家和学者的座谈会，五大班子的领导全都参加了，张维迎发言时又在讲政府管得太多了，并且说联想也是国企，也是靠政策利好发展起来的。坐在旁边的柳传志当场反驳：“我就不明白我这辈子有什么利好的政策偏向我。”当时苏小和也在场，事后他问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依然那么迷恋政府操控？柳传志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张维迎在学术生涯的起点就以反对者的姿态站上历史舞台。30多年前，他还是西北大学经济系一名普通的研究生，时值1983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报道，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几天后张维迎写了篇反驳文章寄到报社，提出一个当时颇为大胆的观点：“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我愿冒被亿万人辱骂的风险，为‘钱’正名。”
张维迎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受到批判，他被列入陕西省八大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学校连续召开批斗会，很多人觉得“这个小伙子完蛋了”，可能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但两三个月之后风向突然转变，1984年到了。“我们那时候逢‘单’（指单数年）是保守，逢‘双’是改革”，他凭借政治风向的变化躲过灾难—这一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1978年以来的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对于际遇的变化，张维迎笑着总结，“有时候不依赖你做了什么，而依赖说别人需要什么。”这个波折没有让他变得谨慎，反而“变本加厉”—“你认为对的，你就要坚持，没事儿的，总会过去的”。
张维迎生长于陕北一个贫困的乡村，父母都不识字，上大学前他是村里的生产队会计，经历过农民辛劳一年却连自己都无法养活的困窘。乡间的贫困与饥饿让他在接触西方经济学之前，就对政府的公权力产生一种警惕，“政府强制推行合作化是为了让农民合作起来，但实际结果是农民越来越不愿意合作”。看到村干部吃吃喝喝占公家便宜，他提意见得罪了掌权者和宗族势力，对方扬言“除非天上龙来抓，否则他休想走出去”。
“为什么同样的人，有些人就必须去受别人管制呢？”这成为他思考的起点。
恢复高考后，张维迎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起初他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到1982年在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上遇到茅于轼和杨小凯，他才“开窍”。茅于轼颇为欣赏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他脑子灵活，充满信心，一位如今颇为知名的学者当时还很年轻，发言时哆哆嗦嗦，但张维迎无所顾忌，23岁的他在大会发言时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守着那些教条，他们的良心何在。”这句话得罪了参会的前辈学者，副组长茅于轼四处替他道歉：“他是年轻人，你不要在意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