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变光华的师资结构，张维迎启动海外招聘人才计划，说服赞助机构为引进的教师提供数十万元的安家费。一套严格的考核标准随之实行，改革前两年，6名教员自动离职。市场导向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师资结构趋于合理，一批海归学者在这里找到了施展平台。张维迎也通过与企业界的关系为光华拉来很多资源，有两年光华上交给北大的收入是所有校办工厂的总和。
光华改革初期，张维迎到处演讲，为学院做宣传。他去美国参加管理学年会时一个人搞了台招待会，面对众多学者激情澎湃地发表了一番招聘演讲：“InAmerica，youarenobody，butinGuanghuayouaresomebody！”
在张维迎的改革蓝图中，这所朝世界一流发展的商学院不仅要拥有一流的师资，还应该有超前的学科布局，譬如建立“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因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社会保障制度是必须面临的改革重大议程。张维迎几次飞到美国，拜访北卡罗来纳大学医药政策及评估科学系教授刘国恩，希望由他来担任系主任。巧合的是，林毅夫也刚刚向其抛出橄榄枝，刘正在考虑要不要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但张维迎描绘的宏图如此动人：“你如果到经济研究中心，你将作为一个点来带动这个学科发展。但是你到了光华，我们决定给你成立一个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这将是一个学科的建立，而不单单是个人，你将会以这个平台培养一批的人，一代一代地培养下去。”
然而在中国，一个学科的建立要经过教育部批准。被张维迎请来的刘国恩通过北大递上去的一份份报告石沉大海，直到他离开光华，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代码，无法出现在招生简章里。没有学生，4名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只能上别的系的专业课。
“我们开始觉得，通过相关部门的协调，可能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后来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难啃的骨头，不是我们一个系单枪匹马就能搞定的，我们坚持坚持，越往后面发现难度越大。”刘国恩对《人物》记者说。2007年，张维迎不得不提议，将寄托厚望的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改制成为研究所，不再承担教学任务，4名老师分流到其他系。2013年，刘国恩接受了国发院的再次邀请，一年后张维迎也离开光华。
就像体改委时期一位同事曾经对张维迎说的：“所有被提出来的方案，包括试图实施但以失败告终的，和已经成功实施的，都是各种复杂力量角力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运用经济模型所能得到的。”但强调理性的张维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没有看到一个桥，但是我用逻辑推出了那边有一个桥，我也会往那边走过去。”
张维迎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改变了光华，另一方面，他也被指责脱离实际。特别是当2002年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助理，负责起草人事改革方案后，这种指责更加密集。张维迎起草的改革内容中包括讲师和副教授不升即退、新教师要全球招聘不再用北大毕业生、院系末位淘汰、新聘用教师应能用英语授课……张维迎眼中的北大就像个“家庭企业”，他认为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
这份尚在征求意见的草案在“非典”时期提前被公布在互联网上，争议顿时遍布校园内外。批评者认为，这种源于西方的量化考核标准过于机械，会让兼容并包的北大沦为平庸。建筑系教授张永和质疑，之所以不先改革最腐败的行政部门，是因为这些部门权力太大，所以才把矛头转向软弱又无权的教授们。古汉语专业教授李零在一篇措辞锋利的文章中写道，“大学不是养鸡场”。法学院讲师赵晓力在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直接质问张维迎：“你是搞博弈论的，而这场博弈的后果就是，你会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还有北大教师干脆表示，张维迎这种举动无非是想给自己未来的仕途谋取功绩。
张维迎的朋友、作家査建英曾向他转述过类似的批评，张维迎听了，时而露出津津有味的表情，时而眉头紧蹙，直到听到方案中北大教师应能用外语授课受到最严重的反对时，他才拉下脸说：“我的本意是北大教授应该能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发言，这很过分吗？”北大校园里的争论让査建英想起一个流行于1980年代后期、对当时中国改革两难窘境的描述：“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
查建英在回复《人物》的采访邮件中写道，“根本原因是它碰到了一块既绕不开也啃不动的骨头：体制。到了一定程度，中国所有僵局背后都是政治问题、权力问题、利益问题。一介书生当然无法解决这个体制的问题，体制倒是轻而易举就解决掉了一大批书生。”
在她记录这段改革的《北大！北大！》一文中，张维迎就是那个被解决掉的书生。张的一位老朋友曾在接受査建英采访时流露过这样的担心，张维迎是前台人物，面对公众，得罪的人最多，成了反对派的聚焦点，而领导是不会“保”他的，最后很可能“被牺牲”。此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位老朋友的判断，几个月后北大最终确定的人事改革方案删掉了之前极具争议的内容，随后的党代会上，张维迎以倒数第一的票数落选党委委员，基本上断绝了进入北大更高管理层的可能性。
锋芒
这位头发已近全白的学者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时近傍晚，屋外开始暗下来，面对记者，张维迎并没有表露出对北大校方的不满。“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的，没有那些的。”他轻轻耸了一下肩，摇摇头迅速否认。让他遗憾的是，如果当时北大改革能获得教育部或者更高领导的支持，改革不会不了了之。“那个时候当官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改革精神已经死了。”他的语气中流露出失望。
张维迎将北大改革受阻的原因归结为大气候的变化，“1999年我在光华管理学院搞改革，觉得很有正义感，认为这是我的使命。头几年改革力度很大，也得罪不少人，但是仍然走出来了，因为大环境是改革，反改革没有正当性，所以即使反改革的人也只能在私下发牢骚，不敢公开叫板。但2003年之后，我觉得学校的改革越来越没有正当性，反对改革的人可以公开跟你叫板，美其名曰‘为了和谐’。这就是整个大气候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