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问题其实并不新鲜。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曼彻斯特住人酒窖，到当代纽约地下的鼹鼠人，大都会的地下空间经常为那些刚刚到来的移民提供临时的栖息之地。北京的住人地下空间同样与都市化的迅猛发展相伴而生，特殊之处在于，利用的是居民楼下的人防工程。周子书梳理发现，地下室的规模化始于1986年，北京规定十层以上的居民楼必须建防空地下室。因缺少专项资金维护和专人管理，很多地下室日渐破败，随后在1992年推行“平战结合、以洞养洞”的政策，而租赁居住无疑是效率最高、收益最快的方式。到了2010年，北京人口达到极限，政府此时开始出台相关政策，禁止人防地下室内住人，但直到2013年初，连三分之一的清退目标都没有达到。周子书告诉我，这是由于围绕人防地下室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矛盾，其中包括居住在地下的农民工、地上的社区居民、作为地下室承包人的房东、相关社会企业和政府等。而目前缺乏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以替代目前地下室作为廉租房的运营。他认为，防空地下室在北京是一个典型的被异质性占据的空间——一个福柯定义的“异托邦”，它正处于不断生成和流变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并且这些过程是生态的、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叠加。有没有可能通过某种社会实验打开对地下室利用的可能性方案，重新赋权给各利益相关者，构建新的社会资本，实现在这个异托邦中的空间正义？
他们的第一个合作者是刘青，北四环外花家地某地下室的管理员。他31岁，自从7年前从河北衡水来到北京，全部生活就和这个地下室捆绑在一起了。管理员可以说是地下室各种利益关系的一个交叉点，他的神色里不可避免地混杂着警惕和精明。他告诉我，这周边的地下室的承租权都属于一个叫作圣火物业的公司，相当于他们的家族企业。像这样的一个近500平方米的地下室，被圣火公司以每年2.5万元从人防手里租下来，再以每年7.5万元承包给刘青这样的个体房东，绝对是暴利。这间地下室被分隔成14个可出租房间，每间的月租金700到800元，年租金收入13万元左右。对于刘青来说，每月大约有5000元收入，养活老婆孩子勉强够，只是渐渐没了斗志，每天做完日常的维护工作就是泡在电脑前玩游戏。周子书第一次试图说服他时，他并无表示，但第二次再去，就发现入口处多了一块地毯：“我女儿都已经3岁了，如果我再这样每天混下去，那就太不像话了。”
周子书和刘青签订了合约，把这里作为第一个改造试点。首先是从视觉上消除人们对地下室的心理障碍，比如很多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注意到入口处那个“地下室招租”的广告牌。如果留心，会发现那个“下”字在转动，这是周子书有意识的一个小改动。他希望促使人们停下来思考：到底是“地下室”，还是“地上室”？或者是一个蕴含无限可能的异托邦？
改造的出发点基于地下空间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最显著的一对矛盾：地下居民与地上居民。他们之间的矛盾来源各种各样，比如，地下室居民晾在地面上的衣服影响了社区的美观；几乎每个地下室都从居民楼偷电；有些地下室居民没有大楼主门的钥匙，常为了自身便利把楼下的门锁弄坏，给整楼安全造成隐患。两者之间的隔阂通过什么方式可能消除？周子书想起那个花钱去学平面设计的锅炉工，尽管是次失败的尝试，但反映了他强烈的学习新技能的愿望。如果地上和地下居民的“技能交换”得以实现，同时可能是打破双方藩篱的一种途径。他们选取了地下室的象征符号——晾衣绳和挂钩作为视觉化语言。几百根彩色晾衣绳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形成一面绳墙，代表了现存的隔阂。房间两边墙上各绘制了一张中国地图，一张归地上居民使用，另一张归地下居民。假设某个有技能交换需求的地下室居民来到这里，他可以在家乡处粘上一张写明基本信息和技能愿望的卡片，用挂钩固定住，再抽取一根晾衣绳系在自己的挂钩上。借助中国人潜意识里的老乡观念，如果某个地上居民通过微信平台发现需要技能交换的老乡，他可以来这里进行面对面交流，并把对方晾衣绳的另一端系到对面墙代表自己的挂钩上。周子书设想，经过多次交换，中间的晾衣绳将逐渐被系到两边的墙上，隔阂的“绳墙”变为一个包容的“屋顶”。想法虽好，但他也承认，初期的技能交换大都是在认识的人之间进行的，难免流于概念。更关键的问题是，正如他在圣马丁的导师提出的：钱从哪儿来？如果不能解决，就只是一个实验性的、公益性的空间改造方案，而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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