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GDP的局限性，在生态经济主义者看来，缺陷是明显的。塞奥的价格体系中，包含着环境成本的投入与产出问题，即生态消费的核算，但这在以GDP作为经济指标的经济体中，是不存在的。可持续消费核算引入生态环境的计量成果，调整GDP核算。例如，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制度的SEEA（SystemofIntegratedEnvironmentalandEconomicAccounting）元素用货币量计入，将非生产自然资产的使用作为附加的费用并入生产列中，即得出生态环境调整的EDP（EnvironmentalDomesticProduct，国内环境生产总值）。生态环境的破坏意味着环境这一特殊资产的流失，进而意味着实际GDP在流失，即“实际GDP=名义GDP-环境资产流失”，或“实际GDP=名义GDP+环境资产增值”，而实际GDP的流失最终导致的是人们福利的流失和消费质量受到损害。确立国家生态消费核算政策，需以国家尽早实施EDP核算为前提。从EDP核算中反映可持续消费的状况与趋势，可采用支出法，根据“EDP=最终消费+经济资产的积累+生态折旧（自然环境的耗减）”，“对最终消费=EDP-（经济资产的积累+生态折旧）”进行计算。
采访塞奥的时候，他与我都有担心。他说，他担心没有多少人愿意关注可持续消费和生活方式这样的话题。而我则担心，这样的话题最终会流于口号式的道德说教。试图解决经济萧条所产生的消费主义并没有其他的替代路径来解决原初的体系问题。当被问到可持续消费是否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发生矛盾，以及如何变革它时，塞奥并没有给予我直面的回答。他只是说：“我们从影响购买者与消费者开始，来影响消费主义与生活方式。每一次购买行为，无论是来自个人、政府和企业，都会产生经济、健康、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国家。”这不是一个特别令人满意的回答。按照广义价值规律的要求，可持续消费应该综合运用税收、信贷、价格、核算、保险等经济手段与法律工具，调控生态型消费主体行为，而这一切都远未成为制度。正如美国学者艾伦·杜宁指出的：“通过道德的接纳来降低消费者社会的消费水平，减少其他方面的物质欲望，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建议，尽管它与几百年的潮流相抵触，然而它可能又是唯一选择。”如今，人类正在使用相当于1.5个地球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如果目前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保持不变，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到2030年人类将需要两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需求。到2050年，人类每年消耗约1400亿吨矿物、矿石、化石燃料和生物质——3倍于目前的数量——除非经济发展不再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目前，全球60%的生态系统已经退化，甚至消失殆尽。预计到2030年，全球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将达30亿，如果“旧有消费模式”维持不变，更多的自然资源将永久性地消失不见。可持续消费最根本的问题也许也是，如此紧迫的生态危机，与在国家层面难以建树替代消费社会的经济体系的矛盾。
一切都正在慢慢发生中。在北京，塞奥见到了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与环保部的东盟中心和上海合作中心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谈到了可再生能源的合作。“我们与纽伦堡和法兰克福合作，去年发布了一篇报告，全世界有2700亿美元的资金投向了可再生能源，其中840亿美元投在中国，中国的可持续能源投资占了世界的1/3。过去10到15年中，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进步，使得其成本降低了40%。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使用得越多，成本也就越低。”随后，他拜访了亚投行，寻求“一带一路”中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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