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的常常正是这种“保守进步主义”，因为现代化一方面要求变革，但又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这就像核聚变固然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如果这能量无法控制则将是个灾难。英美的成功正是一系列条件的综合结果，它塑造了某种“长期社会”，并有完备而明确的法律体系来保持这种长期连续性，由于社会转型常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这就保证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积累与保存——无论是财富、权利、知识还是资本，都需要不间断的长期积累，才能最终引发变革。相比起来，欧洲大陆的国家或是常被国内国际战争所打乱，或是像俄国那样太过保守而缺乏进步创新的刺激，难以形成大量财富累积的过程，因为一次战乱或革命所带来的掠夺与没收，便可能终止这一进程。
因此，仅仅谈论“小店主国家”对黄金的贪欲，或美国对石油的贪欲，是没有意义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地理大发现后从美洲掠夺了数量惊人的贵金属，但由于缺乏一个有效运作的经济体系，这些过量金银的流入却只带来了诅咒：一方面造成其本国的物价暴涨，另一方面强化了国王的专制权力，因为有了这些黄金，他们便不再需要征召议会来收税，如葡萄牙在1697～1820年从未召开国会，造成五代人缺乏立法经验。其结果，只是造成了国家经济的停滞，金银从手指中流过后进入英国，反倒加深了对英国的经济依赖。
甚至于“上帝”也未必重要。虽然英国通俗小说家E.M.德拉菲尔德曾说过，英格兰人的信条首要的一点便是“上帝是个英格兰人，很可能在伊顿公学读过书”，但类似的念头大概欧洲各国多多少少都有。开创现代海洋秩序的荷兰人，说起来并不能算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倒不如说是欧洲最世俗化的民族。固然，坚信“上帝站在我们这边”的信仰本身就带来力量，但不难设想，这也会助长人的独断行为，因为既然上帝与我同在，那我自然可以忽视他人的反对意见——这一定程度上正是我们这些年在美国的单边主义中所看到的情形，在小布什当政时代尤为明显。而美国人之所以普遍比欧洲人（包括英国人）更常去教堂，恐怕很大程度上又还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安全所带来的社会连续性，使他们不必像在自己国土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那样对上帝产生幻灭感。概言之，当下美国人维持对上帝的虔诚，是其特殊经历的结果，而非原因。
显然，作者对“海洋秩序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甚至干脆判定“地球上其他文化别无选择”。虽然英美一体，但在这件事上，现在美国人往往比英国人表达得更为直率。杰里米·帕克斯顿在其《英国人》一书中说，在英国人看来，“以任何形式公开表示民族自尊，不仅是头脑简单的，而且无论如何是应该在道义上受到谴责的”。公开谈论本国的优越性有时的确令人难堪。鉴于作者本人就是美国人，这样说不免有几分自吹自擂之嫌。（他带着歉意说：“这样说粗俗得不可原谅，但在300多年的战争中，英语国家确实常胜不败。”）实际上，当你是世界头号帝国时，你无须经常去证明这一点，而且历史反复证明，为成功者回头去寻找他之所以成功的理由，有时候跟预测未来一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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