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内伊还将目光投向欧洲。1989年初，霍梅尼表示英国作家拉什迪的《撒旦诗篇》亵渎了《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发布“宗教法令”，号召所有穆斯林追杀作者和相关出版者。这致使英伊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欧共体成员国也召回了驻德黑兰大使。1995年，伊朗外长韦拉亚蒂表达了新的官方立场：“我们作为政府不想派任何个人或者别动队在这个国家外刺杀任何人，无论是拉什迪还是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政府的立场，但是如果你问有关宗教法令的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必须将事件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宗教法令问题，另一个是官方立场。”1998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哈塔米总统更进了一步：“霍梅尼发出的宗教法令只是他作为宗教法学家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萨拉曼·拉什迪事件已经完全结束。”哈塔米的改革派形象为欧洲等国家发展同伊朗的经贸关系提供了极好的理由。伊朗同欧洲的经贸关系得到巨大的改善，这对伊朗突破美国的遏制重围、保障经济安全具有实质意义。
在第一次核危机的爆发中，伊朗是被动的。2002年8月，伊朗反对派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向《纽约时报》披露，称伊朗正在纳坦兹和阿拉克秘密建造两座核设施。2004年的第二次核危机则源于伊朗主动宣布重启铀浓缩活动——这更像是一种应激反应，针对小布什政府和以色列的指责和威胁。但是，无论陷入怎样剑拔弩张的境地，伊朗从未提出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它坚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合作，从未放弃接受外交斡旋，从未拒绝谈判桌——伊朗学会了接受国际秩序，从中与各大国周旋，用他们在自己与美国等其他敌对国家之间制造一张安全网。
第一次与第二次核危机都是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斡旋下解决的。伊朗巧妙地利用了美欧之间的分歧，把欧盟拉到了倾向自己的一方。2003年，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曾不同寻常地宣布英美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考虑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历史，这件事在美国看来要比在欧洲更为敏感。我们有不同的分析和判断。”对伊朗来说，与欧洲各国的谈判成为伊朗阻止小布什动武的最好方式——只要会谈继续就意味核问题可能通过和平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确做出接受暂停浓缩铀的研发和生产的重大让步，这也让美国失去了以军事手段打击伊朗的借口。
第三次核危机爆发时，中东的局面和“冷战”结束时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与之发生了密切联系，并期望改变美国主导一切的局面。
2006年4月，小布什甚至表示要用战术核武器袭击伊朗。伊朗总统内贾德发起了频繁的能源外交攻势。2005年9月从核问题提交安理会到2006年7月31日安理会通过16号决议之前，伊朗政要频繁出访。伊朗与印度探讨了修建金额74亿美元的总长2775公里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的计划；与中国石化总公司签订价值100亿美元的正式协议，勘探开发伽姆萨油气田。伊朗还利用核项目合作和地缘政治利益紧紧拉住了俄罗斯。根据2002年底俄罗斯杜马决议，俄罗斯在未来10年中继续为伊朗建造5个新的核电站。在2006年12月和2007年3月安理会讨论制裁伊朗决议时，俄罗斯对由欧盟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修改，不仅删除了一些严厉制裁措施，而且把俄罗斯援建的布什尔核电站也排除在决议之外，也没有提及对伊朗动武的可能。在美、法等西方国家不时威胁对伊朗动武的情况下，俄罗斯明确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2007年，普京参加在德黑兰举行的里海沿岸国家峰会。峰会的联合声明强调：“任何里海国家都不应向第三方提供领土，用于针对另外一个里海国家动用武力或军事侵略。”此外，俄还不顾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向伊朗出口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
第三次核危机已经在谈判桌上消磨了9年时间。伊朗的边缘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伊朗的核浓缩能力得到了空前加强。中东极端主义的兴起令伊朗的合作价值大大提高。伊朗在谈判中做出了妥协——外交中的硬和软，核项目的前进和倒退都只围绕一个目的而存在。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并无证据表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或在整个人类的末日审判中寻求自我了断”。
（参考书籍：David Patrikarakos：Nuclear Iran：The Birth of An Atomic State；Dore Gold：The Rise of Nuclear Ir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