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的父亲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因公职去了内地，经昆明再到重庆，母亲则留在上海，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与他的父亲汇合。当时的上海市面，陈存仁、刘复田的回忆是他们亲眼所见的：日本宪兵要求路过关卡的人们都要脱帽、俯身行礼，否则极容易被军棍、皮鞭抽打。
同样，“在北方的农村，抗日武装和日军一直是对峙状态、剑拔弩张的，但在北平、上海情况就不太一样。新的统治者都需要维持表面的繁荣，除非自己选择离开，日本人并不会把你赶走。1937年刚开始打仗时，上海人支援抗战情绪高昂，战争进入常态后，就变成一种消极的抵抗——平常过日子，沉默的大多数。好多人没有走，还留下来做了不少文化工作。”文学家唐弢曾回忆，抗战爆发后，流出了大量旧书，卖得很便宜，他就不断地收集，大量“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藏书由此积累而来。而当时郑振铎也在上海居住，收集元刻本、明刻本等珍贵古籍，不仅出于私人的行为，还代表中央图书馆等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他还注意到，1943年有一件很少为人们所关注的事情，是汪伪政权收回了租界。之所以能够做到，大背景是轴心国从1942年开始战局吃紧，尤其是当年11月同盟军在北非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以后，日军希望汪伪政权宣布参战，以壮声势。1942年12月，汪精卫访日，日本方面提出请他宣布正式参战。回国之后，汪精卫发布了参战的三个条件，即“收回各地租界”、“统一华北政权”与“恢复国旗原状”。1943年1月，日本宣布“退返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意大利和当时主政法国的维希政权也随后声明放弃上海以外的在华租界。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最晚收回的，直到1943年7月31日，汪伪政权与法国签署协议，完成了“收回租界”的目标。对于这一事件，陶菊隐曾写道：“两租界交还后，上海市民所感到不同的，只是各机关的屋顶上改挂了国民党的旗子，巡捕的帽子上改佩了绘有国民党旗的新帽徽，服装和面孔还是老样子，除越籍巡捕解职而外，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那些收买路钱的家伙。”
租界的收回对于仍处战时的上海市民生活并无太多实际影响，也未使上海城市格局产生太大变化，但这一日军在沪统治政策的调整，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1942年以来战争形势的变化。差不多同一时期，1943年8月23日，日军结束了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长达5年的轰炸，此前1942年日军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轰炸重庆市区。这也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兵力部署发生了重大调整，大批军事力量被牵制，重庆的制空权基本被中方在美方的协助之下掌握。
在重庆大量挖掘防空洞的措施，此时倒“转移”到了上海，因为不时有重庆飞机来侦察，日军下令全市实行防空措施，家家户户要在玻璃窗上贴纸条，夜间不许有灯光透出，还要每家门前掘一个6尺深的防空洞。“当时上海有名的女画家周炼霞1944年发表了一首她填的词《庆清平·寒月》，里面有一句非常著名：‘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一般人都以为这是情诗，其实她写的是空袭时候的上海。友人来家里谈天时遇到空袭警报一响，只能关了灯对坐，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陈子善说。
那时节，上海只有清一色的“伪报”，市民不能从当地的报纸中获取真实的信息。“所有的新闻，都是一面倒的日军‘胜利’的消息，但市民读报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对每段消息，都从反面来推测。”陈存仁写道，日军对上海实行越来越严苛的经济统制政策，煤荒、米荒、油荒，限用电量日益减少。“马路上的街灯也减少了，所有商店的霓虹灯全部停用，整个市面成为黑暗世界。因此，一般市民都认为越是黑暗得早，越是象征天快要亮了。”
两个“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