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空洞分为公共防空洞和私人防空洞两大类：公共防空洞供普通市民使用，也被称为市民洞；私人防空洞包括专供机关团体职工及其家属使用的机关洞和专供家庭使用的个人洞，洞内设施状况差别极为悬殊。公共防空洞的设备和卫生条件大都较差，《大公报》上一篇署名藜野的文章曾经详细描述这类防空洞：“没有座位，人们挤得厉害，到处往外冒水，有时从上面滴到人脸上。”且常常臭气熏天。而机关洞则“建筑、设备都相当坚固而周全，地板、座位、电灯、电话……都有”。私人家庭所用的防空洞甚至还随时备有水果、牌桌，以供休息和消遣。
在公共防空洞里，会聚了形形色色的市民群体，有学校师生、医生律师等职业群体，更多是工人、手工业者、商店店员，甚至乞丐、娼妓和无业游民。“人们在里面交换信息，打牌、下棋，甚至还有人在里面做生意。”谭刚翻阅当时的报刊，发现有不少记录人们的防空洞生活：《申报》记者看到有做小生意的人在洞里售卖鲜果汁、葡萄、西瓜、桃子、花红、苹果，还有一种“手摇通风机”卖得相当好，因为洞里人多拥挤，空气不畅，这竟也成为一种商机。甚至还有人在洞里面开茶馆，黄济人在《老重庆：巴山夜雨》一书中以一种川人独有的幽默写道：“在这样的茶馆里，夏天空谷来风，凉爽宜人，入冬洞居自暖，方桌靠椅，金船瓷杯，慢拂碗盖，品味毛尖香茗，再听听评书，看看谐剧，也算重庆淳朴遗风里面一道靓丽的风景。”在日军实施疲劳轰炸的阶段，不少报馆、工厂移到防空洞中开工。《大公报》迁到重庆后，在不远的左侧山下凿有两个防空洞，一个安排印报机，一个专供职工防空之用。这样即使遇到空袭，只要排字房把版排好，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机，也能出报。在日机频繁轰炸的1941年的9月，重庆《大公报》发行数仍达3.5万多份。总编辑王芸生说：“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样挥笔，工友照样排版，机器照常印报，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
国民政府也意识到“防空洞时间”对于抗战动员宣传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加以运用，以对民众进行战时教育。1940年6月重庆市防空洞内遍贴有《空袭时之国民信条》十条，写满了“我们有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我们绝不畏惧慌张”；“敌人愈滥炸，我们的胜利愈接近”等标语。同时还在市区较大的防空洞内放映幻灯影片，暴露敌人罪行，同时开放留声机，教市民以抗战歌曲，并派员报告时事新闻。
政府的宣传固然充满正确的辞令，并收到了某种成效，但是对于因被空袭骤然会聚到一起、拥挤在防空洞内、度过一次次似乎无尽绵长的等待的人们来说，他们所承受的共同的苦难，才是拉近他们彼此的距离，并创造出某种新的认同的真正因素。“是空袭才使我忘记了富人、穷人，接近我和围绕我的人们的缺点。是空袭才使我觉得真正是一个中国的公民。”林语堂之女林无斯写道。
（本文写作主要参考了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阮玛霞《饶家驹安全区》、李丹柯《女性、战争与回忆》、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潘洵主编《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等资料，感谢熊月之、苏智良、王海鸥、赵国壮、张全之、黄思莹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王天艺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