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的电影是一处历史、地理、中国文化制作的电影，而不是以其他电影制作的电影。”付东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侯孝贤的电影特征，他拍摄电影的方法是靠本能，就像他以往没有出现过那么多电影大师一样——在很多人说他的电影像小津安二郎之后，他才去看小津的电影。
从这个角度来说，侯孝贤拍摄的电影，就是元电影，在电影最初问世的时候，就这么拍，从这点上，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进入到伟大的导演系列。可是我们关注侯孝贤，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而是作为他的同时代，地理坐标也类似的人，我们关注的是他所呈现的主题，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初的侯孝贤，拍摄的是自己的童年往事，他是在靠直觉拍他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可是他了解了自己的世界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历史，去拍摄人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他拍摄当时还是禁忌的题材，关于“二二八”时代的台湾国民党政府，记录小人物的悲剧，还有走投无路感，可是又不做赤裸裸的政治批判。之后是拍摄整个台湾现代史，以“台湾三部曲”为系列之名，重要的不是这些历史发生的年代，而是讲述这些历史的年代，他重新回看这段历史，其实是他父母辈的历史，跨越了政治禁忌，穿越了历史的玻璃墙，展现给我们看的不是国仇家恨，而是上升到唐杜甫诗意境的那种悲壮，以及弥漫在其中的若干人的细节，他所着重描绘的，是生命的存在。
这之后拍摄的无论是复杂主题的《海上花》，还是轻松主题的《最好的时光》，都贯穿了他这一观念。
就是因为这种描绘方式，包括他牢固的“苍凉”底色，使他的电影不等同于简单的意大利写实主义，也不再受法国新浪潮的概念束缚，直接进入了更深一层的语境，用寓言方式记录我们这个时代——他从个人历史书写开始，把个人问题逐步放大到国家、历史之中，然后又回到个人的命运感里。包括最新拍摄的《刺客聂隐娘》，仍然是这种主旨：在中央和地方政权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个小人物是如何经过痛苦的摸索，去完成自我的。从这点看，侯孝贤的整个电影都是寓言，他用自己的人生、长辈的人生，以及不断涌现的鲜活年轻人的人生，乃至幻想中的一位唐代刺客的人生，共同构造了一个光影世界，在这里面，他穿越了历史与现实的角斗，最终回到了他自身，为我们所生活的时空，留下了一面镜子，镜像内外，无尽可观。他自己则继续在历史与现实的征途上远行。
主笔/王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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