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美国对华战略的巨大分歧，蒋介石的战争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清晰：“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设立总裁一职作为党的领袖；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构；批准国家大战略蓝图《抗战建国纲领》。就本质而言，《纲领》是要借全国一致对外、各党派皆拥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时机，完成在1928～1937年已经尝试过的以国民党为唯一核心、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但蒋介石自知以中国的国力不足以单独完成“建国”，他的打算是促进和迎合国际局势的变化，以争取外部援助。而1941年底日美战争的爆发，令蒋氏看到了最佳机会：美国不仅是传统上的对华友好国家以及日本的头号对手，还具有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军事和财政力量；从理想角度看，中国不仅能从美方获得“建国”所需的大部分援助，还能将军事压力转嫁给美国，从此专注于内政建设。
出于这一动机，蒋介石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推动中、美、英、苏四国正式结盟，并期待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尽快转入反攻。然而1941年12月底的重庆军事会议最终确认了美方提出的“先欧后亚”方案，并要求中国承担派兵入缅的义务，对军事援华的力度则语焉不详。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议再度强调：“中国政府应当明白，利用立刻就能提供的有限援助，一心一意地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挽救缅甸局势的重要性。”而蒋介石在缅甸战局失利后已经打定主意：除非中国获得了期望中的物资和财政援助，否则将暂停战区级规模的反攻。
在此背景下，始终致力于弥合中美分歧的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项低成本的方案：通过外交和政治鼓励激发中国的热情，促进中国军队更积极地作战。于是在1943年1月11日，英美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废除过去一个世纪里一切不平等的对华条约，改签平等新约。这一举措获得了蒋介石的积极回应。但令美方始料未及的是，废约未能对蒋氏的军事主动性有太大的促进，反而令后者误判形势，开始进一步研究在既不进攻、亦不媾和的形势下推进“建国”的可能。
1943年3月，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正式发表，引起全国关注。蒋氏并非长于论述的思想家，在不平等条约废除之际突然抛出洋洋十万言的巨著，并责成军政要员限期阅读，显然带有政治目的。而全书以“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起笔，终于“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实际上是对政治蓝图的描绘，或者说是蒋介石在“抗战必将胜利”这一前提之上，关于“建国”的大战略。
《中国之命运》虽然以大部分篇幅谈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问题，其本质却是内向的：旧约的废止原本仅是恢复了中国与英美之间的主体地位的对等，但经过蒋氏的渲染，俨然已经成为全部正义的化身。而国民党既为废约行动的领导方，自然也就变为正当性和真理的唯一代表，可以、且必然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这一点，其实正是蒋美分歧的关键——蒋介石谈“中国之命运”，是要在抗战的大背景、美援的现实帮助和国际地位上升的战略期内，完成以国民党为唯一核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统合，完成“建国”目标。而《中国之命运》几乎未曾提及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事，则暗示了蒋将军事问题置于次要地位，认定美日战局的发展迟早会导致日本的崩溃。中国军队因为实力有限，大后方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又濒临崩溃，已经不愿再将军事反攻作为主务。而美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张，都与《中国之命运》大相径庭：国务院在“使中国成为大国”和废约问题上的积极，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军事主动性；以史迪威为代表的军事部门则要研究，在“先欧后亚”的既成事实下，如何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使中国军队对日方保持军事压力。这种“三重分裂”在1943年夏秋之交已经达到高潮，而表面光鲜的开罗会议，看似只是分歧暴露的开端，实际上已经是战略分裂的结果。
“使中国成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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