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政府，尤其是急于取得对轴心国军事胜利的美国，并非没有注意到军事、政治路线脱节的不良后果。从1943年春天开始，罗斯福总统、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对中国给予了更多关注，希望通过“在中国和为中国做更多的事”，使中国继续在美国的政治—军事蓝图中发挥作用。但在租借物资数量严重受限的情况下，预计到1944年春季之前，史迪威都无法在缅北发动新的进攻。不仅如此，在1943年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重新趋于紧张，美国开始担忧中国可能再度陷入内战。在此情况下，罗斯福及其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决心再度动用外交手段，提前赋予并确认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渴求的大国地位，以战后充当世界领导者之一的前景缓解重庆的担忧。这种“大国”图景包括恢复中国在对日战争中丧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并使中国在维护太平洋乃至世界的繁荣与稳定方面占据显赫的位置。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不协调的情形——在美国极其希望中国发挥积极军事影响的1942年，“使中国成为大国”还仅仅是一种毫无可操作性的政治口号；而在中国战场陷入困境、就连陈纳德这样的乐观主义者都担心可能出现军事崩溃的1943年，“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步骤突然提速了。
当然，“提速”的幅度和规模依然由华盛顿掌控着。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基于“四大国一致”的愿望，提出了参会要求；但英美不愿令重庆介入与其关联不大的欧洲事务，以免给胃口正在递增的莫斯科以讨价还价的资本。中国同样被美国继续留在最高军事决策圈之外。但华盛顿排除了伦敦和莫斯科的反对意见，使得中国可以参与签署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达成的《普遍安全宣言》。宣言中包含了四国“用以反对其各自敌人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将为组织及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的保证；作为回报，四国对战时和战后问题负起责任，“建立一个普通性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尤其是关于战争结束后未经共同磋商不得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军队的条款，使中国甚为满意。宣言签署前，赫尔还向莫斯科确认了美国的决心：“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在这种背景下，定于1943年11月召开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就成为将《四国宣言》的条款精细化，特别是使中国的“四大国之一”地位获得可行性保证的重要环节。但部分因为《日苏中立条约》对中苏领导人公开会晤带来的障碍，部分也因为美国希望将苏联的影响力局限于欧洲，四国首脑并未在同一地点集中会晤，而是在开罗和德黑兰分别召开会议：首先由中、美、英三国就亚洲—太平洋问题展开会晤，随后苏、美、英三国领袖再在德黑兰会面。而开罗会议也同样遵循了美国在1941～1942年的策略，即对未来的期许要服务于现实的战局。
评估这种期许与现实结合的方式是困难的。就形式而言，罗斯福不仅拒绝了在会前就中国事务与丘吉尔提前磋商的要求，而且与蒋介石多次长谈，这使得英国人抱怨“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竟占据了首要位置”。而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诉求：它承诺中、美、英将“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是保证中国大国地位的底线条件，亦是美国构想的战后亚洲秩序的基础之一。作为交换条件，“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无条件投降”不仅杜绝了中国单独对日媾和的可能，使得重庆必须以坚持抗战作为赢得大国地位的前提，同时还意味着军事胜利依然是处理日本问题的基础。中国必须证明它对赢得战争的重要性，在进入1944年之后表现得更加坚忍和主动。但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又变成了老样子：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愿将用于欧洲战场的人力和物力优先投入到解除中国的封锁状态的作战当中。开罗会议在军事问题上没有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除去在政治问题上的热情表态外，美国实际上依然希望中国在得不到足够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战斗下去。而蒋介石一如既往地要求美方提供足够的援助用于军事力量的改进和财政的稳定，但这恰恰是美国不愿意也无法做出保证的。开罗会议对中国是一个体面的奖赏，但也仅此而已，各种路线的分裂没有得到任何程度的弥合。
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在紧随开罗会议之后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流露出了对中国“在战后是否会强大到足以起到给它确定的那种作用”的不信任。斯大林同时还向罗斯福透露，苏联在战后希望收回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并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冻港。美方向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透露了这些意见，但似乎从来也没有提醒过重庆：倘若中国不能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主动性，未来他们将被迫承受的代价。
破碎的“大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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