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和中国而言，开罗会议的长期影响既辉煌又悲惨：在会议结束后一年，“中国纠结”以一场空前的军事失败作为结果。这场失败不仅断绝了中国在太平洋反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可能，而且反过来颠覆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路线，导致了雅尔塔的再度协调。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由华北经华南攻入西南。此前三年大体处于防御状态的中国军队在装备、补给和士气上的不堪状况在此役中暴露无余。夏季之后，日军经过苦战攻陷了长沙、衡阳，随之又侵入桂林、柳州，破坏了美军在华实施成本较低的“空军中心”作战的根本据点——航空基地。这意味着陈纳德所主张的以中国为基地、依靠航空兵驱逐在华日军，甚至进攻日本本土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而史迪威出于挽回军事败局的考虑，不仅提出了解除对共产党控制区的封锁，而且希望武装并利用中共部队，这使得他和蒋介石的矛盾彻底激化。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由魏德迈中将继任驻华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
作为史迪威事件的直接原因和重要后果，中国在美国对日的军事战略中丧失了地位。1944年6月，美军在中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登陆，这场战役的胜利使他们获得了B-29轰炸机最理想的基地，陈纳德的机场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了。一个月后，罗斯福在夏威夷与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这两位太平洋地区美军总指挥召开会议，明确排除了在中国沿海或台湾登陆、以之作为进攻日本跳板的可能。此后，尽管魏德迈等人仍在研究装备中国军队、向华东和华南发动大规模反攻的可能性，但在参联会的计划中已经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不仅如此，1944年的军事失败还使得罗斯福不得不重新评估苏联在对日作战乃至战后亚洲秩序中的重要性。1945年2月，罗斯福在雅尔塔与斯大林达成了关于苏联对日参战和战后政治问题的新安排。如同在1943年时未经严肃评估即慷慨许诺中国以“大国”地位，美国在1945年又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中国在东北的部分主权“让与”苏联。中国的“大国”理想，最终只能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得到呈现。
对美国而言，开罗会议是一种相当矛盾的经验。它在形式上迎合了罗斯福的个人偏好——这位总统喜欢与世界领导人会晤，并就战争目标和未来和平方案做出重大决定。因为这种偏好，罗斯福在会议之前甚至未曾与国务院和参联会进行过全面的沟通，这就使得首脑会议上提出的设想和计划，往往富于理想主义、却忽略了现实。而已然存在于美国政治、军事、外交和外交路线中的多重分裂，更使得开罗会议成为诱发矛盾的争吵女神厄里斯——美国许诺中国以大国地位，但在“先欧后亚”的战略前提下，1942至1944年的美国不可能也不愿意给予中国建成此种大国地位的经济和军事保障，而单凭开罗会议的外交操作和《开罗宣言》是无法使中国成为“大国”的。
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同样身陷矛盾的战略之中。蒋介石看重对日战争以及美国参战带来的机会，对“抗战建国”的憧憬使得他乐于利用对日军的牵制作用乃至中国在幅员、人口上的不可忽视性，寻求在战后亚洲秩序中的地位。这种“大国”地位以及美国为使中国成为大国做出的努力，将使国民党成为战后中国唯一的领导者，并使这个“新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新国际秩序中一个重要的伙伴。开罗会议的召开和《开罗宣言》的发表使蒋氏一度触及了这种理想，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当时中国并不具备维持“大国”神话所需的现实军事和政治能量。
（参考资料：《The China Tangle》，Herbert Feis；《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George F.Kennan；《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邹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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