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很早就希望作品能被母语是英语的读者所接受。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她就为英文《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写散文和影评，甚至在小时候她已说“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且一向希望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宋以朗评价她的大多数作品，都喜欢“处于一个抽离的位置，从旁观察”，“可能是她的本性，也可能跟她因‘市场需要’而刻意‘用洋人眼光来看中国’的习惯有关”。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的时候，张爱玲已开始借鉴林语堂、韩素音这些在美国用英文写作获得成功的中国人了。她相信自己的写作事业该在美国发展，于是便开始用英文写作。1955年2月20日致胡适的信中，她写道：“当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
张爱玲在纽约下榻在哈德逊河畔的一个“职业女宿舍”，是一个基督教会提供给单身女性的容身之所。那是她在上海时的女友、已经在纽约定居的炎樱介绍给她的。她在《忆胡适之》一文中揶揄地写道：“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出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唯有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餐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The Bowery）的流浪汉，她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头子，蓝眼睛白镑镑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
我们来到纽约时，却发现纽约的“救世军”住所不计其数，即使在哈德逊河畔也有很多。曾有记录说她离开纽约时“结清了第87街女子宿舍的账目”。但如今的纽约地图上，已找不到第87街上的“救世军”。我向与张爱玲有过多次通信的司马新询问地址，他与赖雅子女关系甚好，探寻过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也拜访过张爱玲在美国所有关系密切的人。他告诉我一个准确的地址：340 West 85th Street，临近河畔大道。20年前他曾去探访过，那里已经变成了美国志愿者组织办的“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YWCA），但张与胡适博士见面的那个空旷的客厅仍然在那里。我们寻地址前往，楼仍是一栋8层高的棕色大楼，却已不再是YWCA，而变成了“布兰顿女子宿舍”。依旧是一个以便宜价格为女性提供栖身的地方，很多初来纽约，还没有固定居所的人暂居于此，虽然住宿的条件相对简陋——房间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只楼道里有两个公用的，但房内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颇像大学宿舍，也不失为体面的居住。还有一个公用的有两架钢琴的琴房，占据的是上西区不错的地段。张爱玲曾提到的那个大厅仍在。站在走廊上，沿着墨绿色的地毯的指引往里看，便是那个宽阔的厅了，这看到的还不够，进了大门，它还向左右两翼无拘束地铺开，乃至有点空旷。当年张爱玲就是在这里与胡适见第二面的。胡适来看她，她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放着些旧沙发，张爱玲看着“只好无可奈何的笑”。如今这个客厅，已不再是黑洞洞，夜晚，厅中央极简风格的球形挂灯散发着奶黄色的光，有几分暖意，还有宿舍女子正在举办活动。不过无论当年这里有多么不堪，有中国人涵养的胡适还是“直赞这地方很好”。坐了一会出来，他一路四面看着，仍旧满口说好，“不像是敷衍话”。
初到纽约，她不免伤感。10月，她写信给邝文美：“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塌下来一样，脑子还是很冷静和超脱，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但在她的美东生活乐章里，纽约的序曲其实是最带着生机与暖意的。她见到了胡适，《秧歌》大受他的赞赏，认为它“平淡而近自然”。她也见到了女友炎樱，两人还像在上海时那样在纽约逛街，一起去参加炎樱美国女友的感恩节鸭宴。那时张爱玲写纽约：“走出来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乐。”想必那时，她是心怀喜悦的，并想要在纽约宣告自己的才华。在纽约，她开始改写《十八春》下半部，易名《半生缘》。只是她开始察觉，与炎樱的友情渐渐淡漠。“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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