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为什么后人往往评价乾隆的字是学赵孟頫？王亦旻认为，这也许是和康熙以来对于书法“正”的讲求有关。康熙《佩文斋书画谱》御制序中说：“书者，六艺之一。昔柳公权言‘心正则笔正’。”“遍临诸家名帖的乾隆一定不会错过赵孟頫的字。赵孟頫的行书最‘正’，所以就成为乾隆经典情节下主动的艺术选择。”王亦旻说，清代的书法评论界就说乾隆的书法赵孟頫的面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人看到的乾隆的真迹不多，都是碑和匾之类的。这种字体修饰痕迹很重。修饰过的墨迹更加美观端庄，笔画更加匀称，以这个角度去看，确实非常像赵孟頫的风格。”
乾隆的鉴赏能力总是为人诟病。《石渠宝笈》展览武英殿展厅中就有一件在鉴定上颇为曲折的展品——宋代王诜的《行书颍昌湖上诗词卷》。根据《式古堂书画汇考》，此卷后面原来有元代赵肃，明代王洪、陈继儒，清代曹溶的四段跋文，收入清宫时，四跋均已轶失，却添上了蔡襄、黄庭坚和苏轼的三跋。乾隆题曰：“三跋皆伪。”这个判断只说对了一半。后来经过故宫专家鉴定，认为三跋中蔡襄跋是添加了“襄”字伪款的无名氏墨迹；苏轼和黄庭坚二跋皆为真迹。但这三跋都不是此卷的原配，而是当时的古董商为了让画卷增值从别处挪移上去的。如今两段跋文真迹已经被从原作上拆分下来，作为独立文物进行保存和展示。
作为清帝国最大私人藏家的乾隆鉴赏力却不应该轻易否定。且不说《石渠宝笈》里收录有诸多真迹——因为这很难区别究竟是乾隆还是词臣们的判断，仅仅看乾隆在画上题识就可以看到他的深究之功力，以及随着藏品增多而不断进步的眼光。此次故宫《石渠宝笈》特展延禧宫展厅中有一卷弥足珍贵的晋人顾恺之真迹《洛神图卷》。画卷中有乾隆在十四年、三十年和五十一年的三次题识，显现出乾隆本人对画作的严谨考据。乾隆十四年书：“此与三希堂王氏真迹皆足为《石渠宝笈》书画压卷。”三十年又怀疑它是摹本：“绢新于第二卷，此宋笺却旧。”这是因为又有另外一卷《宋人仿顾恺之洛神图》进入内府收藏。以至于他在拖尾处挖补御书，再述该画真伪；等到乾隆五十三年，随着又收进一卷《李公麟临洛神赋》，乾隆在画卷引首处总论内府收藏的三个版本，此卷因深秀古雅被认定为真迹，御题“洛神赋第一卷”。“所谓鉴赏能力，一定是好东西见多了才会具备。清宫旧藏的东西流散到民间，成就了民国张伯驹、吴湖帆、潘伯鹰等多少藏家。可以说，他们都是拜乾隆所赐。如果一个鉴定家说这一辈子没看走眼过，他一定是伪鉴定家。”杨丹霞说。
“十全”乾隆：艺术与政治
历史上有另外一位热爱书画的帝王能和乾隆相比较，他就是宋徽宗赵佶。徽宗独创了别具一格的书法字体“瘦金体”，他擅长花鸟绘画，作品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典范。他还主持了《宣和书（画）谱》的编纂。书画水准上，宋徽宗是比乾隆高超得多的艺术天才，但他在治国方面却一塌糊涂。他在位期间，重用了一批奸臣，又穷奢极欲，到处搜罗奇花异石，建造宫殿园林。各地民变，国家空虚，金军乘虚而入，徽宗成了亡国之君，最后被掠去北方，死于软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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