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修复过程历时一年多。徐建华拿出当年修复过程中拍的黑白照片给我们看,画的背面密密麻麻的白色线条都是绢补用的纸条,看起来伤痕累累,可一旦它翻转过来,曾经的光彩又得以重现。当观者在此次故宫特展上观赏这幅作品时,除了感叹历经千年的风雨,泛黄的绢本依然光洁,更是会被画面上一处处蝇头大小的细节完整无缺所震撼。
价值
如果《游春图》并不是隋代展子虔亲笔所作,它的价值还会这么高吗?这就涉及了作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本身在绘画史中的位置,另一个是它世代留存所激荡出的历史痕迹。
即便这的确是一幅北宋摹本,但它对中国山水画的开创意义依然无法改变。中国山水画据史载应滋育于魏晋,虽然秦汉以前就有了类似于山水的图案,但仍然处于相当稚拙的阶段。魏晋时期的山水画代表画家是顾恺之等人,顾恺之的《庐山图》、戴逵的《吴中溪山邑居图》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画法特点。南北朝时,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阐述了山水画关于“卧游、澄怀味象”等一系列重要山水美学理论,那时人们强调审美的主体意识,观赏山水,目的不过是愉悦精神,描绘自然并不是人们绘画的真正出发点。
到了隋唐时期,山水画“渐变其附”,取得独立。展子虔的《游春图》一直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绢本,它改变了以前的那种“人大于川,水不容泛”的山水画形式,对比此次“《石渠宝笈》特展”中有一幅摹本的顾恺之《洛神赋图》就可明显地看出,顾恺之的画里人物是主要的,山水、植物都像符号一样,和现实的比例差之千里,而展子虔的这幅《游春图》才是真正在表现空间。
《游春图》是一幅春光明媚的踏青场景。尽管画幅只有两尺多长,却场面开阔,《宣和画谱》中评价它说“咫尺有千里趣”,因为遵守了后来人们归纳的“丈山、尺树、寸马、豆人”的审美比例,整幅画显得深远通透。这种首次出现的大场景绘画,所表现出的社会生活也更加广阔。
史书中对展子虔的记载并不丰富。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写道:“展子虔,历北齐、北周、隋,在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僧悰云:‘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李云:‘董、展同品,董有展之车马,展亡董之台阁。’《法华变》、白麻纸《长安车马人物图》、《南郊》、《王世充像》、《北齐后主幸晋阳图》、《朱买臣覆水图》,并传于代。”展子虔与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并称为唐前四大画家,由上文可知,他尤为擅长山水楼阁,和同时代的另一名画家董伯仁相比,他在画车马上更胜一筹。除了绢本绘画,史书中记载了展子虔曾在全国各地创作了大量壁画。可惜的是,我们既看不到他的壁画,也没有同时代的其他画家作品存世,两方面皆无法比较。
元汤垕在《画鉴》中写道:“展子虔画山水,大抵唐李将军父子宗之,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人物画部,神采如生,意度具足,可为唐画之祖。”初唐的李思训与李昭道父子在青绿山水画(勾勒填色法)方面取到了重要成就,与之相较,我们可以推测出展子虔作为青绿山水开山人的地位。
在这幅《游春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色彩使用上的“工巧细整”,山顶以青绿敷之,山脚则用泥金,树叶设色,或以色染,或以色填,或点以白粉桃红,松树不写松针,直以深绿点之。全图在青绿设色的统一格调下,显得富丽而古艳。
另一方面,即便它不为真,它“屡见著录、流传有绪”的递藏过程仍令其有特别的魅力。关于这幅作品的著录见于元代周密的《云烟过眼录》,明代文嘉《严氏书画记》、詹景凤《玄览编》、张丑《清河书画舫》,清代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以及《石渠宝笈》续编等重要书画著录书籍。在画前隔水上有宋徽宗赵佶题“展子虔游春图”六字,800多年来,这幅画历经宋徽宗、贾似道,元代仁宗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明代严嵩、严世藩父子,韩世能、韩朝延父子,清代安岐、乾隆帝等人递藏,直至溥仪将其偷运出清宫,经一番波折进入了琉璃厂古董商手中,最后被张伯驹先生买下再次回到了故宫。像这样著录详实、历经各朝代著名藏家之手的古代珍品实不多见,在传世卷轴画中就更为罕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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