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义、公民使命与自由教育
自2009年做剑桥大学始，今年是《三联生活周刊》做大学专题的第七年。这意味着，在做耶鲁大学时，我们有了一个可供比较的坐标，尽管这个参照系主要是英美大学。地处小城纽黑文的耶鲁和居于大城波士顿的哈佛、麻省理工必然有所差异；近300年历史的哈佛、耶鲁若与800年历史的剑桥、牛津相比，历史的系统又必然有不同的品性；有浓厚清教传统和与传统家族盘根错节的东部常春藤，与西海岸毗邻硅谷资本的斯坦福则有很不相同的精神与追求。全球化背景下的21世纪大学，很多时候都被趋同的力量所冲击，呈现出越来越相似的面貌。每个大学都是精英主义的，都是研究型的，都推行以人为本的自由教育，都宣称自己是未来领袖的摇篮。但在比较之中，时间、空间与传统的因素，又决定性地塑造了大学的气质，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自身。1923年，耶鲁人埃德蒙德·威尔森（Edmund Wilson）曾评论，耶鲁的社会系统“有一种其他大学所不能比拟的道德上的压力”，“在普林斯顿或哈佛可能会过得快活的古怪或不那么好竞争的人，在耶鲁则很可能被它强大的机器所摧毁，并且受到极度的敌意。一个在耶鲁如鱼得水的活力充沛和诚实的人，来到普林斯顿，则可能因它的平凡和闲散而堕落。哈佛出来的人则打上了鲜明的哈佛性格：他们像普林斯顿人一样爱讽刺，但又没那么褊狭和男孩子气；他们像耶鲁人一样世故老练，但又没那么严厉和生硬”。1982年，耶鲁毕业的学者托马斯·贝尔金（Thomas Bergin）曾写道：“在康奈尔，随性是一种风格，没有人很赶时间的样子。在耶鲁，教师与学生永远都在高速运转，忙碌，充满竞争和狂热。……这让我开始思考‘耶鲁性’的精髓。在我看来，耶鲁的不同就在于，那种古老的、清教主义的服务使命感、竞争然后获得嘉奖的精神，依旧徘徊在纽黑文。”当我们离开耶鲁时，我们得出的结论与他们在30年前甚至90年前得出的结论并无多大差异，只是参照系略微不同而已。传统的力量在保守的耶鲁，尤为体现出时间的威严。
这几年一直萦绕于心的，还有一个问题：究竟应以什么样的路径，去走进一所大学？择校读书的学生，研究教育理念、课程设置与制度设计的教育者，进行某个领域学术和思想探讨的学者，以及出国培训、申请和游学的教育服务机构，都是沿着不同的路径去认识一所大学的，甚至连接受本科教育的学生和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博士生，看待大学的视角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路径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学者、教授、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学术追求和学问造诣，无疑对一所大学至关重要；然而，又如何能忽视作为大学教育服务对象的学生？即使对学生来说，大学的学习与知识无疑很重要的，但又如何能忽略大学生活更丰富的面向——食宿、课外活动、俱乐部、文化生活，直至友谊、爱情和职业追求？就算象牙塔里的学习、生活和研究都有了，大学也并非是个无忧无虑的纯粹仙镜，它总在与外部现实世界发生着关联，被其塑造，对其回应，并力图形成影响——耶鲁的校歌是这样唱的：“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这是大学育人之外更广泛的使命。不仅如此，大学是个教育与研究机构的同时，它的肌体里还有很多别的器官呢：教堂、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剧院……它们构成了活跃的文化、艺术与精神生活，参与者不仅是师生，还有市民。这还没有结束：牛津、哈佛、耶鲁的博物馆与艺术馆里，有太多艺术珍品，甚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展；这些或馈赠或购买的艺术品，都构成了大学财富的一部分。对，财富，是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的物质基础，围绕着私立大学的财富，又有多少故事，看看全世界最富有的耶鲁大学那些慷慨的捐赠者和天才的基金管理大亨吧。而为了获得校友的捐赠，大学又费了多大的心思去维护校友网呢？看看那些旨在缔造身份感的各种住宿共同体与俱乐部，就会恍然大悟。
写到这里，我发现，大学是一个自在的生命体，在这生命体之内，蕴含着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气质。这就是我们选择走进耶鲁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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