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画风自然不是凭空发展出来的，在探索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模仿和借鉴。展览对卢梭创作于1894年的著名画作《战争》（La Guerre）进行了逐本溯源的剖析。或许是隐喻20年前普法战争所带来的创伤，画面中面色狰狞的女子手持利剑和火把，骑着一匹野兽般的战马穿越画面的中心。虚构的场景疮痍满目、尸骸蔽野，血色烟云灼烧着苍凉的天空。这幅画的图像来源颇多，例如对尸身的刻画及画面整体的凋敝感都借鉴自西班牙画家戈雅创作于19世纪初的版画作品《战祸》（Los Desastres de la Guerra）。象征战争或死亡的女性角色也不新鲜，不少古典画中都曾有过。托斯卡纳画家斯格纳（Antonfrancesco di Giovanni ditto lo Scheggia）的《死亡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则为卢梭展现了一个经典又生动的叙事方案，和有意为之并充满细节的“古朴”（archaic）风格。
卢梭的价值更加体现在他作品的创新和影响力上，这也是展览侧重于强调的。他自称开创了一个新的绘画类型——“肖像风景画”，即先从特定角度描绘风景，再在前景描绘一个人物，代表作则是他的《我自己，肖像风景画》（Moi-même，portrait-paysage）。尽管这种绘画类型并没有受到重视，卢梭刻画人物的独特风格却影响了一系列艺术家，如意大利画家图利奥·格巴里（Tullio Garbari）。
不过要说起对他的追随和崇拜，恐怕没有人可以比得过德劳内一家。德劳内夫妇（Robert and Sonia Delaunay）与卢梭相识于1906年的第12届独立沙龙，从此两人便将卢梭视为现代艺术之父，并自发为他在法国及德国的艺术界做宣传。罗伯特·德劳内的母亲也非常崇拜卢梭，甚至委托他创作了《诱蛇者》（La Charmeuse de serpents），这幅画也成为卢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画作中，黑色的夏娃让人隐隐不安，但迷人的整体画面却意外地让人感到宁静，有一种超脱尘俗的美感。难以想象，包括《诱蛇者》在内的一系列热带异域作品都完全来自卢梭基于造访巴黎植物园后富饶的想象力，以至于不少人都对他去墨西哥服过兵役的流言信以为真。这些画作所展现出的奇异世界深深吸引并影响了查拉和布勒东，为他们分别创立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思·恩斯特和维克多·布罗纳（Victor Brauner）更是先后创作了向卢梭的异域画作致敬的作品。
卢梭所谓“古朴天真”的风格最大限度地体现在了他的生活画中。最好的例子便是展览中观者喜爱的，以刚传入欧洲的橄榄球运动为主题的《球手》（Les joueurs de football）。四名球员在一个明显小于常理的球场里奔跑，这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穿着睡衣乱舞的可爱小人儿。卢梭刻意抹去了这4个人的个性化特征，使他们看起来非常相似，而背景中密布的两排树木则用来显示画面的透视关系。艺术史学家瓦利埃（Dora Vallier）曾如此评价卢梭：“在卢梭的作品里，想象力中的个人意识与客观集体性来源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各种矛盾与不协调皆让路给最强烈的情感表达，而他这样的绘画表现形式已渐渐成为一种典型。”从最肤浅的感官层面来看，卢梭作品通过鲜亮的配色及扭曲的透视和比例关系所刻意而为的“笨拙感”，或者说“质朴感”，让人体味到一种意味深长的荒诞和举重若轻的诙谐。策展人在展示《球手》的厅内颇费心思地附上了19世纪著名艺术收藏家与评论家威尔汉姆·伍德（Wilhelm Uhde）的评论：“在观看任何喜剧或马戏团表演时，都没有当我站在卢梭作品前的那一刻让我想笑。”有意思的是，罗伯特·德劳内也格外中意这幅令人忍俊不禁的作品，以至于在1917年创作了一幅《橄榄球》（Football）向卢梭致敬。展览中，这两幅作品也被摆放在一起供观者比较。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卢梭的作品与推崇发展抽象艺术的德国“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之间的渊源。参与蓝骑士的艺术家大多都是卢梭作品的崇拜者，譬如弗兰茨·马尔克、保罗·克利、奥古斯特·马克等。它的创办者之一，20世纪抽象艺术先锋康定斯基更是对卢梭推崇备至。卢梭的绘画风格给康定斯基提供了诸多理论灵感，其著述《论艺术的精神》（Du Spirituel dans l‘art）中的观点即是来源于卢梭的现实主义；康定斯基也曾在1912年表示，卢梭的作品向他展现了追求艺术的简洁性的一种新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康定斯基对卢梭的崇拜似乎并不止于其作品，在写给弗兰茨·马尔克的一封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说过：“卢梭该是怎样美好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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