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上海看亲戚。我记得我们在上海南站地铁站搭车，地铁里灯火通明，冷气强劲，我和弟弟开心地在车厢里跑来跑去，妈妈笑嘻嘻地看着我们，用克制但又尽可能大的声音说：“你们两个快别跑了，要下车了。”地铁用极快的速度带着我们穿过半个城去吃小杨生煎。那是从我家到县城的距离，但我妈却花了一辈子。也许是高考失利，也许是我出生得太早，反正妈妈没能离开她出生的农村，她在村口开了一个杂货店，天天在店里守着，起初生意不错，后来窗户用胶布粘着的客车带着人们一个个离开，去城里打工，村子逐渐变空。而外面的世界似乎越来越精彩，她无力离开，去城里能干什么呢？妈妈问自己，做保姆还是摆地摊，不如待在自己的杂货店，至少每天有青山绿水作陪。但是她还是把所有对外面世界的幻想传达给了我。
19岁的时候，去美国做交换学生，平时打工省了一点钱，不多只够去一趟纽约待3天。住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央公园之间的一个青年旅社，房间里有一个妖媚的巴西男生和一个叫苏菲的法国女生。巴西男生买了很多酒，但是纽约晚上有禁酒令，于是我们几个站在6楼房间外的消防梯上，看着上弦月的光辉洒在这个城市，投射出中央公园里森森的树影和每个窗户里演绎的悲欢离合。喝了一会儿，苏菲提议去海边，空无一人的沙滩，星空被城里的灯光所掩盖，只剩下月凉如水。我试图听着海浪的声音来打消那一点点醉意，而他们俩则迅速把自己丢进了大西洋。我们坐最后一趟地铁回旅社，地铁里除了流浪汉外已无人，巴西男生用手机播放《来自伊帕内玛的女孩》，然后一个人轻轻地在空旷的地铁中跳舞旋转，海水从他的衣服里一滴滴渗入地板，那舞步写满了他在茫茫人海中的孤独寂寞无奈。
毕业后，来了巴黎求学，地铁工作睡觉每天重复。高峰时间大家推推挤挤，旁边有人给以温暖的笑容，更多的人给以不友善的抱怨和白眼。曾经在我心中象征着现代工业文明符号的地铁变成了巨大的、拥挤不堪的罐头。巴黎的大多数地铁灯光昏暗，人群冷漠，空气中飘散着奇怪的气味。尤其怀孕的时候，每天早上8点挤着地铁去学校，却有一次受到莫名其妙的辱骂。我决定放弃坐地铁而改步行。记得叶慈有首诗：“我听得湖水在不断地轻轻拍岸;不论我站在马路上还是在灰色人行道，总听得它在我心灵深处呼唤。”清晨的薄雾笼罩着湖边的杨柳，一轮红日在塞纳河的尽头、这个城市的边境缓缓升起。早上8点步行穿过塞纳河上的桥，想到《日出·印象》就在不远处的美术馆，而附近又有亨利·米勒写下、我读了又读的《北回归线》，当初对这座城市的爱意在每天上下班的步行中一点点拾回。
女儿出生后，也是一个深夜，我和先生没有找到出租车，抱着她坐地铁回家。对面一个女士有意攀谈，对我们说她有能力看到前世今生，说我们的女儿曾经是个英勇的战士，无所畏惧，但她内心缺乏爱，所以今生找到我们，因为我们能给予她很多的爱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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