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俄罗斯人经营的高频交易公司和私募一哥徐翔同日被查，彰显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恢复市场秩序的决心。两件查处，一件称得上是恶意做空的典型，另一件则是恶意做多、操纵市场的典范。证券监管似乎摆脱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抱佛脚，进入了常态监管阶段。相对于私募一哥徐翔，高频交易这个闯入者，700万元起步赚到20亿元人民币的伊世顿，给A股市场的警醒更震撼。700万元到20亿元，伊世顿只用了两年多。而令公募和私募、机构和散户都叹为观止的徐翔传奇，其私募历程，2010年至今，收获是20倍，已经前无古人。
伊世顿的违规，最容易判断的是国籍，两位主要成员扎亚（Georgy Zarya）和安东（Anton Murashov）都是俄罗斯籍，不请自来。中国股市并未对海外投资者开放，但开放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大方向，在自己的场子，我们技不如人，被抢了钱，这才是重点。
按官方通报，伊世顿的违规在于：“安东及其境外技术团队设计研发出一套高频程序化交易软件，通过高频程序化交易软件自动批量下单、快速下单，申报价格明显偏离市场最新价格，实现包括自买自卖在内的大量交易。利用保证金杠杆比例等交易规则，以较小的资金投入反复开仓、平仓，使盈利在短期内快速放大，非法获利高达20多亿元人民币。”
官方的案情介绍还包括伊世顿的主要违规事实，如“申报价格明显偏离市场最新价格，实现包括自买自卖（成交量达8110手、113亿元人民币）在内的大量交易”。“以6月26日的中证500主力合约为例，该公司账户组的卖开量占市场总卖出量30%以上的次数达400余次;以秒为单位计算，伊世顿账户组的卖开成交量在全市场中位列第一的次数为1200余次”。
案情披露的细节似乎在暗示，伊世顿诱导了市场。高频交易的确因曾经引发羊群效应饱受诟病。2010年5月6日，道指在一夜之间最多暴跌超过千点，市值更瞬间蒸发逾8600亿美元，创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最大单日盘中跌幅。事后，以高速和庞大交易量著称的高频交易被认为是这起灾难的罪魁祸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股指跳水激发高频交易连锁反应，计算机以闪电般速度接连发出卖单，疯狂寻求止损，最终导致高盛集团、通用电气、花旗集团等大蓝筹股价崩盘。显然，这里的高频交易和1987年引发美国“黑色星期一”的程序化交易颇为相似，都是交易程序中“止损”指令被接力般激发。
2010与1987年的不同之处在于，80年代程序化交易开始在美国市场风行，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高频交易崛起。高频交易顾名思义，以速度和数量取胜，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在买卖盘之间微中取利，或者在指数和ETF之间寻求套利。市场中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无风险套利空间，都躲不过高频交易的扫描，都会被涌入的交易迅速弥合。高频交易公司通常的做法是海量下单，利用速度和系统方面的优势，进行早于市场的超前交易，虽然每笔交易盈利甚微，但当每日交易达到几百万次时，便出现利润数以亿计，而这基本是零风险的。高频交易的超高胜算其实有着严谨的概率基础，只要保持每笔交易51%以上的胜率，当日盈利概率将达97.8%;一天交易10万次，盈利概率就接近100%。
但高频交易也可能走火入魔，当市场中充斥着同类交易商，他们就开始了相互倾轧。通过海量下单，高频交易商企图以此决定机构交易者或散户提供的价格，然后又取消90%的订单。这种人为操纵可以改变一种证券的价格，让高频交易者牺牲对手方的利益获利。对于2010年5月6日的股市暴跌，美国司法部于5年后控告36岁的英国高频交易员萨劳，指他涉嫌以“幌骗交易”，即利用自动化程序，设下大量指数期货沽盘，推低价格后取消交易，让自己能够以低价购买图利。
“幌骗”当然骗的是能够感知到其海量虚单的人或机器。程序化交易以计算机为指令源，随着计算能力的增强，其交易速度本来只有物理学意义上的极限，而不会像交通管理，有一个交管部门人为设定的限速。速度快慢，既受制于CPU的运行速度，也和程序编制有关系，而最重要的是价格，如果没有对手交易报价，再快的速度也不会有交易。伊世顿一秒钟时间下31单，似乎并不构成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伊世顿还向经纪公司租赁了代理服务器，有一种猜测，租赁了代理服务器后伊世顿就获得了和经纪公司同样的交易地位，不必像期指的普通参与者，下单后买卖单先要经受经纪公司的风险审核。这就为伊世顿赢得了时间优势，而“幌骗交易”的前提是了解其他交易者的报单情况，继而采用超高速度进行诱骗、撤单及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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