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迸发出惊人创造力的1905年，最终被他以一个简洁而优美的公式将“奇迹年”推向顶点。在给哈比希特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写道：“我还想到了这篇电动力学论文的另一个推论，即相对性原理与麦克斯韦方程相结合时，要求质量成为一个物体所含能量的直接量度。光携带质量。这种考虑很有趣也很诱人，但谁知道呢，也许善良的上帝在嘲笑整件事情，而且也许一直就在牵着我的鼻子走。”《物理学纪事》在1905年的9月27日收到了他的论文：《物体的惯性依赖于它所包含的能量吗？》。它仅有三页，只包含三步。它的结论十分优雅：质量与能量是同一物体的不同表现，两者从根本上可以互换。用来描述这一关系的公式惊人地简洁：L=mV2。在1912年前，爱因斯坦一直用字母L表示能量，后来他才在手稿上将L划去，换成了E;他也用V表示光束，后来换成了更常用的C。
爱因斯坦充满直觉的思维方式，使得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品味成为许多传记作家的关注点。从青春期到大学时代，音乐都伴随着爱因斯坦创造性的生活。16岁时，爱因斯坦曾发誓要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从此只会为物理学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陶醉，为了庆祝，他用小提琴演奏了莫扎特的奏鸣曲。他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结构复杂、具有宿命论色彩的音乐;韩德尔很有趣，但有点浅薄;贝多芬过于夸张;勃拉姆斯的“大部分作品对我来说没有内在的说服力”;施特劳斯很有才华，但“仅仅只考虑外在的效果”;德彪西“多姿多彩，优美无比，但结构上比较贫乏”;瓦格纳“可不合我的品味”。人们很少谈到科学中的“品味”，但人们相信，爱因斯坦在音乐和科学方面的品味是密切联系的，虽然音乐对相对论的形成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至今仍然没有定论。我们仅能知道的是，他把音乐和物理都看成是一种必须心灵直觉感知的柏拉图式的形式。
在物理圈内，人们并没有立刻认识到爱因斯坦早期论文的革命性质。从狭义相对论首次发表到其自身充分确立并进入教材（劳厄的《相对原则》，1911年），中间经过了6年的时间。
1915，柏林：广义相对论
1913年7月，柏林科学界的巨头马克斯·普朗克来苏黎世，在联邦工学院的爱因斯坦办公室里，说明了邀请爱因斯坦去柏林的来意。他开出的条件很诱人：爱因斯坦将被选为普鲁士科学院的新增院士，薪水相当丰厚;他将担任一个新建的物理研究所的所长，还将成为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虽然他将获得德国国籍，但仍可以保留其瑞士国籍。爱因斯坦说，他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好好想想。于是普朗克偕妻子乘缆车到附近的山里游览。爱因斯坦告诉普朗克，他到车站去接时会带着暗号。如果拒绝，他会拿一朵白玫瑰，如果接受，则会拿一朵红玫瑰（另一种说法是白手帕）。普朗克一行走出车站，他们欣喜地发现，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
爱因斯坦对日耳曼的事物比较反感。少年时代，他就对普鲁士特色的阅兵式避之不及，也厌恶德国人的僵化刻板。在工业和文化的民主程度上，普鲁士和柏林都远远落后于苏黎世。他曾在信中写道，柏林人“人文素养不足”，相较于法国、英国人的言谈，颇为粗俗野蛮。未满17岁时，爱因斯坦就中断了在慕尼黑的高中学业，申请撤销他在德国南部符腾堡的国民身份，以避免在当地服兵役。如今，他已和家人在瑞士定居了下来，工作稳定，氛围也对他的性格。而且，他已经34岁，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或许已经过去（有一种公论：除了少数几个特例，理论物理学中一切真正伟大的发现都是由30岁以下的人做出的）。他并不清楚自己是否还能像德国人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可以获奖下蛋的母鸡”。但普朗克开出的优越条件吸引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爱因斯坦写道：“我将到柏林任科学院院士而不承担任何义务，活像一尊木乃伊”，“我抵挡不住就任新职的诱惑，因为那样一来，我就可以摆脱一切责任，全身心地投入到沉思默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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