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在荷兰与德国交界处竖着这样一处标识：“此地乃文明世界之尽头。”的确，那时的欧洲已沦为野蛮大陆。在战争的摧毁性打击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秩序、法律甚至道德在不少地方早已荡然无存，是非对错失去意义，人们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在破败的废墟中用暴力争抢着最后几块能填饱肚子的马铃薯——这景象很难让人相信竟会发生在20世纪的现代欧洲。在这世界末日的景象中，看来唯一尚能令人欣慰的一点是：无论如何，这场可怕的战争总算结束了，尽管是以如此可怕的方式，但它终于结束了。
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警告核战争会带来极端可怕的结果一样，这一悲惨的境地并不是没有人预见过。雷蒙·阿隆曾把1914～1945年这个连续时段称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但1890年老毛奇便曾严肃警告，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将极为可怕，“其延续的时期以及结束是无法预计的，可能是七年战争，也可能成为三十年战争”。更早一些，恩格斯在1887年就预言，德国必将卷入破坏程度极大的世界大战，可预期的结果是：“三十年战争造成的破坏将会缩短到三至四年，战争将遍及整个大陆，饥荒、瘟疫……军队及人民普遍变得野蛮，我们的贸易往来将出现无可救药的混乱，工业与信贷最终都普遍破产，古老国家将崩溃……简直不可能预计这一切将会怎样结束，谁将是战争的胜利者。”他说对了，但先知的悲剧在于：他们往往到事后才被证明预言得多么正确。
何谓“野蛮”？我想就是人在极端处境下抛弃那些较高的精神需求、道德、礼节（它们又不能当饭吃），只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最基本、最原始的生理需求（按马斯洛理论来说，就是只剩最底下的一层），而这些在正常的日子里，都会让自己感到羞耻和厌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里莫·莱维（Primo Levy）曾说过，为了生存、思考和工作，当时他已培养了一种“古怪的无情”：“希望和无助的快速轮替，足以毁灭任何正常人。我们不正常，因为我们饥饿。那种饥饿和普通人错过一餐但会有下一餐的感觉（不完全讨厌的）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已附身一年的欲求，深入骨髓，全面地控制我们的行动。吃，找吃的，是第一要事，远在其后的，才是生存的其他事，更后更远的，才是对家庭的回忆和对死亡的恐惧。”
虽然读来触目惊心，但这并不可笑，吊诡的是：也正是看起来“野蛮”而极端的求生意志，才使得“文明”能挺过战争可怕的打击而延续下来，因为如果人类在肉体上被整体消灭，那也就谈不上文明的延续了。那时的西欧文明，的确可算得是命悬一线，民众是如此渴望那些最低的需求：食物、安全和基本保障，以至于别的都无暇顾及。1947年初，驻西德的美国占领军副司令卢修斯·克雷（Lucius Clay）说：“在每天1500卡路里的共产主义者和每天1000卡路里的民主信仰者之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战争就是地狱”的训诫，之前并不是没人说过，但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发展到如此惨烈的程度。因为现代的总体战要求国家投入所有资源来赢得战争，这也就意味着要彻底摧毁并榨干它最后的一点力量，才能迫使它无条件投降。在战争中竭力主张扩大对德轰炸的英国空军司令亚瑟·哈里斯曾坦言，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并不是不小心造成的“附带损害”，而“本来就是我们轰炸行动的目的”。“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的区分其实经常是十分模糊的，就像英国的渔船和游艇会被征用来运送战士和军事物资、苏联的拖拉机厂被改成坦克厂一样，任何一个平民也可能是敌人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虑到纳粹曾让1800万德国人（约占德国男性的一半）穿上军装，这么说不算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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