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在普鲁士议会上的演讲为俾斯麦赢得了“铁血宰相”的名头，但凯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多依靠煤铁，而不是铁血。金钱是战争的肌肉，在奠定德国统一的三场战争背后，经济实力都至关重要。弗里茨·斯特恩的《金与铁》采取独特的视角，选择俾斯麦与其银行家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为主线，描绘了德国政界与金融界千丝万缕的关系。布莱希罗德的财富在德国据说仅次于克虏伯，还是第一个获封普鲁士贵族的非皈依犹太人，他与首相数十年的合作堪称金与铁的联姻。由于他的犹太人身份，反犹主义成了书中另一个重要主题。
人们在私信中往往会流露出真情实感，斯特恩的研究就以保存在各种档案中的个人书信为基础。比如现藏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的布莱希罗德档案中就包含了数千份写给他的信，时间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1893年他去世。来信人包括俾斯麦的家族及秘书、威廉一世皇帝、德国政客和银行家，还有的来自外国政客（如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和银行家（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内容大多是希望通过他的乐善好施获得有形和无形的利益，索取帮助、建议和财务救赎。作为代价，精英们不得不摘下面具，因为欺骗这位银行家就像欺骗化验员那样自欺欺人。帝国议会的保守派领袖威廉·冯·卡多夫毫不掩饰自己政治举动背后的经济利益：“当我让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组成联盟，通过对酿酒业有利的立法后，我认为我很可能得到90万马克，如果人们不拧断我脖子的话……”
布莱希罗德受到的青睐要归功于他与俾斯麦的密切关系（各种档案中保存的两人书信远远超过1000封）。出于某些原因，俾斯麦在外交中喜欢使用非官方的渠道，布莱希罗德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密让他走进了俾斯麦的圈子。在宪法危机中，他的机敏和忠诚帮助了俾斯麦。普奥战争前夕，与议会闹僵的俾斯麦陷入了无法通过发行债券为战争筹资的困境。关键时刻，布莱希罗德筹划出售国有的科隆―明登铁路，为俾斯麦解了燃眉之急。首相在回忆录中表示：“1866年，他（布莱希罗德）把战争的必要资金交到我手中。此举让我不得不心存感激，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与绞刑架和宝座几乎一样近。”到了和平年代，布莱希罗德更多扮演了私人理财顾问的角色。他不仅用俾斯麦的钱投资各种有利可图的债券，并管理着首相名下几处庄园的开支。在“阿尼姆伯爵事件”中，他还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收买了一位名叫兰茨贝格的记者充当间谍。
两人的关系当然是互利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马尼亚铁路事件”。19世纪70年代初，施特鲁斯贝格的罗马尼亚铁路修建计划失败，大批德国投资者被牵涉其中，包括威廉皇帝的几位亲信。受俾斯麦之命处理此事的布莱希罗德趁机请求首相向罗马尼亚政府施压，把让当地犹太人获得公民身份作为该国独立的条件。尽管最终未能如愿，但可以看出布莱希罗德对首相的影响力。
贵族的薪俸难以满足他们的花销。
普法战争后，当俾斯麦获得大笔奖赏并获封亲王后，他抱怨说，自己由富伯爵“沦落”为了穷亲王。因为地位的提高意味着更大的开支。1877年，当帝国议会拒绝将驻英大使的薪水从3万马克提升到15万马克时，明斯特伯爵甚至威胁辞职。后来成为外交国务秘书和驻英大使的哈茨菲尔特请求布莱希罗德将自己安排进了由其创办的几家公司担任董事，甚至希望获得铁路特许权。在哈茨菲尔特陷入财务危机时，还传出了他准备与布莱希罗德家联姻的流言。许多人选择成为布莱希罗德的客户，这样一个对市场状况和欧洲形势了如指掌的人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
权贵们有求于这位银行家，背后却对他颇为鄙夷，不愿让同僚知道自己与他有书信往来。这就引出了本书的另一主线：反犹主义。虽然两人关系非常亲密，但俾斯麦在回忆录中很少提到布莱希罗德的名字。俾斯麦的长子赫伯特甚至公然与布莱希罗德反目，因为特殊身份让他不必担心触怒首相。《柏林社交界》的作者瓦西里伯爵写道：“柏林社交界分为两个阵营：有的接受布莱希罗德的邀请但嘲笑他，有的嘲笑他但不赏光。”作者将这种情感称为“体面的”反犹主义，它反映了对异族残余的偏见，当时的德国人认为它自然而无害，很少羞于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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