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克·福尔摩斯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破案的手段，更是一整套思维方法..它脱胎于科学方法，但又超越了科学与犯罪，自成为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生存之道。甚至，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功用与在柯南·道尔的时代一样强大。——玛丽亚·康妮科娃
一年前，美国学者本尼克特·安德森在清华访学，我千里迢迢跑去听他演讲，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提到自己从小喜欢读《福尔摩斯》，而且一直记得福尔摩斯对华生说过的一段话：“要想找到问题的答案，不要看你能看到的，要看你看不到的。”
这句话对他日后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看你能看到的东西，但是首先你得思考这里是不是少了什么。”比如，他在研究泰国的华人社会时发现，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不同派别之间用语相当粗鄙难听，但从来没有出现的那一个词——“jek”（本意是海外华人）。他对泰国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
安德森教授的故事给我很大的启发，也让我对“观察”这件事情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为什么福尔摩斯在轻轻一瞥眼之间就能洞悉各种秘密，而我们眼睛睁得再大都发现不了一点端倪？福尔摩斯式的观察力到底从何而来？
不久前，我读到一本叫《福尔摩斯思考术》（Mastermind：How to Think Like Sherlock Holmes）的书，作者叫玛丽亚·康妮科娃（Maria Konnikova），一个俄罗斯裔的美国女记者，毕业于哈佛大学，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心理学博士。她在前言里说，自己小时候听父亲讲福尔摩斯的故事，就深深为福尔摩斯那颗奇妙的大脑所着迷，等她长大后，重读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时，惊奇地发现这位19世纪侦探关于破案的一套思维原则与21世纪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关于大脑如何运作的发现不谋而合。比如，福尔摩斯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他说：“人的脑子就像一间小小的空阁楼，应该有选择地把一些家具放进去。”
就人的记忆机制而言，“阁楼”的比喻是很有道理的——“当我们看某样东西时，它首先要经过大脑进行编码，然后才会被存入海马体。海马体可以被视为阁楼的首个入口。在你知道自己是否会调用它之前，你就已经把自己知道的每样东西都放在其中了。以此为起点，以往即有的经验和以前的选择（比如你通常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为基础，那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或者你的大脑认为值得存储的材料将被转移到阁楼里的某个特定的盒子里，装进一个特定的文件夹，处在一个特定的大脑皮层——阁楼存储空间，也就是你的长期记忆的隔间里。这就是记忆巩固的过程。当需要回想起某个特定的记忆时，你的大脑会立刻找到正确的文件夹，并把它提取出来。有时，它也会抽出相关的文件夹，激活整个盒子里的内容或者附近发生的所有事件，即联想激活。但是，这个提取的过程充满了变数。”
福尔摩斯的大脑阁楼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呢？
柯南·道尔在《血字的研究》中给福尔摩斯的学识范围开列了一张颇有意思的简表：
1.文学知识：无。
2.哲学知识：无。
3.天文学知识：无。
4.政治学知识：浅薄。
5.植物学知识：不全面，但对于莨蓿制剂与鸦片却知之甚详，对毒剂有一般的了解，而对于实用园艺学却一无所知。
6.地质学知识：偏于实用，但很有限，但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质。他在散步回来后，能把溅在裤子上的泥点，根据颜色和坚实程度说明是在伦敦什么地方溅上的。
7.化学知识：精深。
8.解剖学知识：很准，但无系统。
9.惊险文学：很广博，对近一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恐怖事件都深知底细。
10.提琴拉得很好。
11.善使棍棒，精于刀剑拳术。
12.关于法律方面，具有充分实用的知识。
这些只是华生在刚认识福尔摩斯时记录的。在之后的合作中，这位大侦探渐渐透露出更广博的知识面，比如他至少懂拉丁文、德语和法语三门外语，他偶尔会引用拉丁文，或是用法语说话。在《血字的研究》里，他一眼就认出了Rache是德语中“复仇”的意思。
他具有丰富的犯罪学的知识，比如他对烟草和烟灰的研究极为细致，曾经写过一篇叫《论各种烟灰的辨认》的论文，列举了140多种雪茄烟、纸烟、烟斗丝的烟灰，还用彩色的插图说明各种烟灰的区别。比如“印度雪茄烟的黑灰与‘鸟眼’烟的白灰的不同，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就像白菜和马铃薯的区别一样分明”。
他能辨识75种香水的不同味道。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庄园主人亨利收到一份匿名便条，催促他离开巴斯克维尔庄园。福尔摩斯从便条里闻到一种白迎春花的香味，正是从这股香味中，他意识到案子牵涉一位女士。
区别报纸所用的铅字字体，在福尔摩斯看来，也是犯罪学专家最基本的知识之一。他能一眼从一封神秘来信中辨认出《泰晤士报》的小五号铅字，并从中得出了许多线索，包括写信人的教育背景、写信的地点，以及写信时的心情等等。
在《四签名》中，他充分展示了利用脚印或是车轮痕迹来寻找犯罪线索的能力。
在同一个故事里，他还提到自己写过一篇新奇的小论文，说明一个人的职业可以影响他的手形，附有石工、水手、木刻工人、牌子工人、织布工人和磨钻石工人的手形插图。
福尔摩斯还懂得一些心理学，在《波西米亚丑闻》中，他用一个小伎俩就成功地让爱琳阿德勒泄露了照片隐藏的位置。在《身份案》中，他甚至就恋爱中的女人的行为模式发表了一番高论：“在人行道上犹犹豫豫通常是意味着发生了桃色事件。她想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但又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把这样微妙的事情告诉别人。当一个女人觉得一个男人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情时，她就不再犹豫了，通常的征兆是急得把门铃线都给你拉断了。”
华生唯一一次惊叹于福尔摩斯的“无知”，是发现他对于哥白尼学说以及太阳系的构成一无所知——“当此19世纪，一个有知识的人居然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运行的道理，这件怪事简直令我难以理解。”
对此，福尔摩斯的回应也很有意思。他说他不仅不知道日心说，而且即便知道也努力忘掉，因为大脑阁楼的空间有限，“只有傻瓜才会把他碰到的各种各样的破烂杂碎一股脑儿装进去。这样一来，那些对他有用的知识反而被挤了出来……”
旧知识太多，以致新知识无处放置，这种说法在认知科学上并不成立——事实上，研究显示，随着我们在某些领域的专业技能发展得更好，大脑记忆这些领域知识的能力也会相应增长。随着我们对记忆进行分类的效率越高，“大脑阁楼”的空间也会不断扩展。也就是说，学习越多，学习的能力也越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对于童年早期的记忆如此之少，因为那时我们还不具备足够的人生经验对这些记忆进行分档和归类）。
但是，当福尔摩斯谈到要用合适的家具填充阁楼时，他的意思是小心选择你想要保留的以及你在生活中以备后用的某些经验、记忆和知识。因为我们选择什么，以及如何选择进入大脑阁楼里的东西，将决定和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比大脑阁楼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阁楼的结构，即大脑如何工作，包括它如何吸收信息，如何处理信息，如何归类、存储信息以备将来之用，如何整合抑或舍弃阁楼中已有的内容。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将我们的大脑划分为两个系统——系统1依赖情感、经验和直觉，它的速度很快，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和思考，而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做出反应；系统2则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做出决定，它比较慢，但更慎重、周密、有逻辑，因此在认知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比如，当你听到“粉红色大象”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对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反应是在大脑里出现一只粉红色大象的样子，然后你摇摇头，对自己说这不可能。这就是大脑的自然倾向：先相信，后怀疑。也就是说，先系统1，后系统2。
再来看一个例子：
1.球拍和球共计1.10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是多少钱？
2.如果5台机器5分钟之内能制造5个小部件，那么100台机器制造100个小部件需要多长时间？
3.湖中有一片睡莲。每天，这片睡莲的面积都会增加一倍。如果这片睡莲能在48天之内覆盖整个湖面，那么覆盖半个湖面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不假思索，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0.10美元/100分钟/24天。但如果你花一分钟时间思索，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在那一分钟内，你启动了系统2。
在《福尔摩斯思考术》中，康妮科娃将系统1称为“华生系统”，而系统2为“福尔摩斯系统”。
华生系统是一种懒惰而天真的思维习惯，它倾向于相信我们听到和看到的一切信息。在这种操作系统之下，你任由世界不经过滤地进入你的阁楼空间，一切在某个偶然瞬间抓住了你的注意力的东西，将你的阁楼挤得乱七八糟。
相反，福尔摩斯系统则代表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倾向——对世界有着天然的怀疑和好奇精神。任何事都不能根据其表面现象来判断，每个念头、每次经验、每种预期都要经过仔细检查和思考，然后才能决定是否接受。也就是说，整个世界被默认为一个粉红色大象的世界。
其中消极与主动的分野，也就是福尔摩斯所说的“看”和“观察”的区别。
“看”是被动的，而“观察”则是积极参与。当我们无意识地看时，一连串的感觉输入不需要经过大脑的任何处理，只要睁大眼睛就行。我们不假思索地看，所以从周围的世界里吸收数不清的要素，却没能处理这些要素的深层含义。
有时候，我们甚至“看不到”摆在眼前的东西。“选择性无视”是一个被反复验证的心理学现象——当我们太过于关注某一个具体事物时，就会进入一种对周围其他事物完全视而不见的状态，也叫“注意性视盲。”
但是，当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从被动吸收状态转到主动意识状态，我们知道应该观察什么、如何观察，以及如何相应地引导自己的注意力——你关注什么细节、忽略什么细节？如何吸收和抓住那些你选择放大观看的细节？
这里，“观察”的内容已经不仅限于视觉信息，而是包括听觉、触觉、味觉等一切感官信息。人类固然是视觉动物，我们的大脑皮质有五分之一是管理视觉的区域，亿万个神经元只为一个辨别事物的功能，但是，世界并非完全由反射的光组成——组成万物的分子是有气味的，气味自由飘散在我们周围；空气的震动能够发出声音，频率或高或低，决定有的声音可闻，有的不可闻。只有积极利用每一种感官，才能真正发现世界的丰富性。世间万物通过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皮肤被感知，每一种感官都能告诉我们一些信息，或者信息的缺席。
在《银色马》中，一匹即将参加赛马锦标赛的名马离奇失踪，赛马师又惨遭杀害。在检查马厩的时候，福尔摩斯与格莱森警长之间有一段很妙的对话。
福尔摩斯：“那天晚上狗的反应很奇怪。”
格莱森警长：“那晚狗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啊。”
福尔摩斯：“这正是奇怪的地方。”
在福尔摩斯看来，狗没有叫，正是破案的契机：这条狗很可能认识入侵者。
福尔摩斯思维的神奇之处，在于对细节的观察入微，而在所有的细节中，又以这种不可见的细节最需要警觉、时间和能量。
在《福尔摩斯思考术》中，康妮科娃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比起普通人，福尔摩斯也许天赋异禀，但他的“观察力”绝非天生的，而是后天训练出来的。不知诸位注意到没有，每当遇到一个新的案子，福尔摩斯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匆匆忙忙跑去犯罪现场，而是点起一根烟斗，然后一屁股坐到安乐椅椅上，闭上眼睛，十指交叉，一副闲人勿扰的样子。就在可怜的华生以为他已经睡着了的时候，他突然跳起来，案件于是又有了峰回路转的转机。作者认为，这就是现代认知心理学推崇的一种“专注力训练”（mindfulness training）。
近几年心理学上关于“专注力”的研究很多，可能与我们在这个时代饱受信息爆炸之苦有关。哈佛的心理学教授艾伦·兰格（Ellen Langer）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先河者。她在上世纪70年代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一方面揭示人在注意力匮乏状态下的各种思维陷阱，另一方面也证明“专注力”不仅有助于提高认知能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返老还童”的功效，让老年人感觉更灵敏、行动更灵活，甚至改善他们的生命体征。
按照她的说法，所谓“专注力”，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实践——将思绪平静下来，将注意力专注于当下，留意新事物（新的景色、新的声响、新的气味、新的人、新的情感、新的经验等），积极寻找差异，并排除让你分心的噪音，让自己对人和环境重新敏感起来，向新的可能性敞开，形成新的视角。
最近几年的研究显示，每天做不少于15分钟的冥想练习（一种注意力控制的练习），就能将大脑额叶活动调整到更积极的状态。从神经学层面来说，这种训练所影响的，其实是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DMN）——当我们没有从事什么特别的事情时（比如休息或发呆时），大脑就会进入一种“休眠”状态，但它并非真的休眠，而是处于一种预备状态（就像一个运动员在赛跑枪响前的预备状态），它仍然在不断地从外部世界和我们的内部状态搜集信息，并且监控所有值得关注的信息（比如潜在的威胁等）。经过专注训练后的默认模式网络会变得更加警觉和敏锐，对于注意力资源的分配和运用有着更加清晰、合理与客观的判断，也更善于避开各种认知偏见。所以，说到底，“观察”的艺术就是关于如何运用注意力的艺术。
想象一下，你正在一个酒会上，被各种喧闹的声音和无意义的语流所包围。突然间，你听到有人提到你的名字，你的思维一下子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周围的喧闹声褪去，你突然能清晰地听到这段与你有关的对话。这就是著名的“鸡尾酒会效应”，它凸显了人类感知系统中令人惊奇的能力，也说明我们所感知的一切，事先必然经过了“注意力”的筛选。只有那些符合个人关注标准的事物，才能进入我们的感知范围。
再以视觉为例——我们的视觉是有高度选择性的：视网膜通常每秒钟会抓住100亿比特的视觉信息，但实际上只有1万比特的信息进入视觉皮层的第一层；而在这一层，只有10%的区域突触分配给即将到来的视觉信息。也就是说，我们自以为客观的“看”本身就是一系列选择性的过滤——我们的知识背景、过去的人生经验及特定瞬间的情绪、想法、动机都会让这个过滤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去年，我读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观察：与专业眼睛的十一次漫步》（On Looking：Eleven Walks with Expert Eyes），作者亚历山德拉·霍罗威茨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她邀请了11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与她一起漫步曼哈顿街头，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与她眼中的世界到底有什么不同。
比如在地质学家西德尼·霍伦斯坦眼中，世界只由两种东西组成：矿物质和动植物的生物量。城市突然变得不再是一个贫瘠的“人造”对象，而是一个生机勃勃、风景鲜活的生态系统：“从这个视角看，感觉城市更加接近自然世界。冰冷的石头是天然的，甚至可以算是有生命的：它会吸收水分，会在阳光下变得温暖，也会在雨中脱落皮肤。就像我们一样，石头也会受岁月的侵蚀，它的表层会变得松软，岩脉会变得更加突出。若将城市也看成是一个自然景观，就会发现城市并非一成不变：即使是看起来最强大的、像公寓大楼一样的庞然大物，在风、雨和时间的长期作用下也会逐渐走向退化衰亡。”
在昆虫学家查理·艾斯曼眼中，地面的每一平方英寸里都充斥着勃勃生机的生命和突如其来的死亡。他们在最普通的城市街区寻找到几乎每一种昆虫的痕迹——从蜘蛛卵到丢弃的苍蝇外骨骼。
贝内特·洛伯博士则是现代版的约瑟夫·贝尔医生（福尔摩斯的原型）。在这位医生眼中，哪怕只是走上街道上，人们已经无意间暴露了各自的生活习性，身体的某个特征、某种步伐、耸肩或嘴角的表情都有泄密的可能，比如一个人的步态可能暴露此人从脚疾到职业甚至到宗教信仰的一切信息。
关于注意力的研究，最重要的一项发现就是，注意力是一种有限资源。注意某种事物必定是以牺牲另一种事物为代价。如何把有限的注意力资源最大化，关键不在于“量”——如果注意周边环境中的每一件细节（每种气味、每种声响、每幅景象、每种触觉），会让我们的大脑过载而崩溃；而是在“质”——如何最有效引导自己的注意力，比如给大脑提供真正重要的目标和想法，而不至于让它沦为背景。也就是说，你首先得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然后你还得知道到哪里去找。
我们真的需要知道通往贝克街221B的楼梯有多少台阶吗？也许需要，也许不需要。这取决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明确的目标能帮助我们将一个无序的感官世界整理成一个个易于理解的部分，并过滤掉无用的信息。
福尔摩斯在每一个案件之初，都会先制定一个精密的计划，确定自己的目标以及达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必备元素。比如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莫蒂默医生一迈进客厅，福尔摩斯立刻确定了他的来访目的，并询问那桩潜在案件的每个细节、牵涉的人、当时的环境等。他知道了巴斯克维尔传说的由来、巴斯克维尔的房子、巴斯克维尔家族。他询问附近的邻居、巴斯克维尔房子现在的居住者以及医生本人。他甚至派人拿来该区域的地图，这样他就能把所有的元素都收集起来，包括那些会面时忽略的细节。他全身心关注与他的最初目标（解决莫蒂默医生拜托的事情）有关的每一个元素。
与这一目标无关的事情，则完全没有进入他的大脑。在那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告诉华生：“我的身体一直坐在扶手椅上，我遗憾地观察到，在神游期间，我喝掉了两大壶咖啡，抽了多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烟。你走了以后，我派人去斯坦福德警局取来了绘有沼泽地这一区域的军用地图，我的灵魂就在这张地图上转悠了一整天，我自信已经对那片地区的道路了如指掌了。”
对福尔摩斯来说，他的观察力就基于这样一套强大的过滤系统——只有“有用的信息”才能进入大脑阁楼，至于何为“有用”，则是他耗费毕生精力不断磨炼出来的判断力。
他曾经很体贴地在一篇《生活宝鉴》的文章中解释了普通人应该如何学习这样的技巧。“着手研究极其困难的有关事物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之前，不妨先从掌握较为浅显的问题入手。比如遇到一个人，一瞥之间就要辨识出这个人的历史和职业。这样的锻炼，看起来好像幼稚无聊，但它能使一个人的观察力变得更敏锐，而且教会你如何观察以及观察什么。”
按照康妮科娃的说法，每一次观察、每一次练习、每一次对简单事实的推理，都将增强你洞察更多复杂的阴谋诡计的能力。就像一块你身上从未被觉察到的肌肉，它突然疼起来，愈来愈疼，然后疼痛渐渐平缓，你发现一种新的习惯已然形成，“观察”变成了你的第二天性。
文 陈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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