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植物画像——这个职业听上去孤独而美好。专业画师全国也就十几个，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正在参与进来。
屏气凝神，画下一株植物
一株制作于1982年、已经干瘪了的狭瓣绿绒蒿标本，因为孙英宝的画笔，重新获得了生命。
泛黄的标签显示，这株绿绒蒿采于那一年的7月31日，在四川康定贡嘎寺的后山。可以想象，当时正值盛夏，这种蓝色的野花开满了海拔4700米的山腰。花序最为完整饱满的几株被采集队员摘下放进标本夹。在时间的流逝中，标本逐渐干燥，失去了新鲜的颜色和质感。它静静地躺在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的铁皮柜中。
不久之前，植物所的王文采院士在整理标本时发现当时的采集队员并没有给它命名。经过他仔细的研究和比对，认定这株野花是狭瓣绿绒蒿，是罂粟科绿绒蒿的新种。而作为植物科学画画师的孙英宝，他的工作就是将这株植物在解剖过后，精确生动地在画纸上描绘出来，和王院士的文字描述相吻合。
手握放大镜，孙英宝的脸几乎要贴到了植物上，他要反复确定叶片上叶脉的走向。植物科学画家并没有想象中浪漫，大多数时间，他们面对的是黯然失色的标本，而不是鲜活的植物。标本解剖是必须掌握的技能。孙英宝用一点点温水将花心的部分化开，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拨开花瓣。“你看，外层是雄蕊，内层是雌蕊，雄蕊顶端是花药，雌蕊顶端有柱头。”这些区别于其他植物的特点都要一丝不苟地绘于图纸。关于植物的照片能作为辅助作画的手段，但不能代替植物画，因为它无法细致到剖面，又常会带入无关的细节。有的许多年前采集下的植物，随着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已经消失了，存留下的标本就格外珍贵。而标本总是面临着虫噬的威胁，一旦有了植物画再转化为电子版本，信息就可以永远保留下来。
孙英宝耐得住寂寞。这张绿绒蒿的绘制要花费他一天的工夫，画图前后还要反复和王院士交流确认。“画这种长长的花茎，要屏住呼吸，从下往上按照植物生长的方向一笔完成。”画画的过程是用铅笔描线，再用沾水钢笔来勾勒。笔下的花卉常常将他带入童年的记忆。在他山东德州农村的老家，小时候非常贫穷，不过总能吃饱肚子。当地田野里，就能找到黄花菜、榆钱、马齿苋、蕨菜、苦菜、荠菜、香椿这些各种各样的野菜。他喜欢辨认植物，记住它们的形态与功用。能和植物打一辈子交道，他觉得是乐事。
一张复杂植物的绘画要一周甚至更久时间。孙英宝手边的众多画稿中，最为复杂的莫过于一张叫作胜峰工蕨的蕨类植物图。2006年，北京大学的古生物学家郝守刚教授拿来一块在云南曲靖发现的化石，正是这块胜峰工蕨，希望孙英宝能为这新发现的罕见植物配图。化石上的植物纹路比较稀疏，是压平后的视觉效果。可郝教授告诉孙英宝，这种胜峰工蕨是丛生植物，有点像马齿苋，乍看上去有数不清的枝干缠绕在一起。这让孙英宝绞尽了脑汁：“如果把握不好那种前后关系和质感，看起来就是一团黑。”最后孙英宝的绘图层次清晰，繁复而并不杂乱，重现了这种4亿多年前泥盆纪时代生物的姿态。
孙英宝今年40岁，算是植物所里年轻一代的画师，还有一位李爱莉画师与孙英宝同龄。另外就是76岁的郭木森老先生，画苔藓类植物一辈子，如今返聘回单位在苔藓课题组继续工作着。孙英宝告诉我，从事植物科学画的专业画师全国也就十几个人，隶属于各个研究所、自然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随着各自年龄的增长，这个群体正在日益萎缩。”
科学和艺术：一个特殊的职业
植物科学画在中国有过它的辉煌时期。
中国最早对植物的了解来自农业生产和本草医药的需要。本草学家把社会实践中积累的植物学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并配以形象图画，使人们更容易识别和利用植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个时期绘图工具是毛笔，技法是中国画中的白描。由于各个作者对所描绘植物和绘画手法有不同的认识，所以诸多本草著作中就出现了风格各异的插图，在准确性方面明显不够。
现代意义的植物科学画源自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贵族、商人和科学家组成的舰队探索世界，同时收集动植物标本。为了能在最鲜活的状态记录物种的模样，探险队伍中增加了专业画师。科学家与艺术家联手，创作出兼具感性和理性色彩的植物科学画。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不断东来，西方的植物学知识以及植物科学画技巧也传入中国。冯澄如先生成为中国植物科学绘画的奠基人。1922和1925年在陈焕庸教授编著的《中国经济树木》和《树木图说》中，冯澄如以崭新面貌绘制了全套植物科学画，打破了过去只有西方出版科学植物画的惯例。他本人既有深厚的国画功底，又擅长素描、写生和西洋的油画与水粉，因此他提倡一种中西合璧的绘图方法。比如，他觉得钢笔用得并不顺手，就创造出一种笔头粗细可以任意调整的“科学绘画小毛笔”；他认为纯粹白描在表现植物形态上稍弱，要加入西画的透视和阴影等等。
如果从代际关系上来讲，孙英宝和李爱莉应当算是科学植物画画师的第五代，冯澄如是第一代。1929年，冯澄如以传授家人的形式，培养了长子冯钟元、五弟和外甥等一批绘图人才，算作第二代；1943年，冯澄如创办“江南美术学校”，有冯晋庸等20多位骨干力量从那里毕业，他们是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的成长都和新中国成立之后、1959年开始编写的《中国植物志》有关。这套鸿篇巨著一共有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师共同参与完成，历时45年时间，这是科学植物画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而随着《中国植物志》的完成、老一辈植物画师相继退休或者离世，植物画的制作也转入低谷，植物画师面临断代的危险。
郭木森成为科学植物画师颇有偶然性。1958年，他看见北京植物所正在招聘，报名之后就直接分配进入了植物科学画训练班。当时华南、昆明、南京、广西等植物所都陆续开办了这样的培训班，为《中国植物志》的启动储备力量。结业之后，郭木森受到苔藓植物学家陈邦杰的感召，先去到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协助陈邦杰和学生黎兴江在苔藓研究中完成绘图工作，这就成为他一辈子绘图的题材。“陈先生到全国的研究所、高校要人，因为苔藓研究在中国亟需‘拓荒’。那时不仅中国学界对苔藓的命名和分类混乱，就连高校教授苔藓时，也是以欧美国家的苔藓作为代表植物，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苔藓的种类和分布地都搞不清楚。”
走进郭木森的办公室，他正在显微镜下观察一片1906年在老挝采集到的一块腐木藓属的标本。相比高等植物，小小的苔藓植物更有必要让画师用画笔来精确呈现。郭木森面前的画纸上，有这块苔藓在树干上的生长形态，还有很重要的光合作用与生殖器官。“最难看清的便是作为生殖器官的孢子囊。当孢子成熟并且环境适合的时候孢子囊就会开裂，孢子就会散落在四周，落地后又会长出新的苔藓来。年代越久远，孢子囊的构造就越不清晰，显微镜下看上去就会发黄和断裂，需要从标本袋中再选择一块观察。”郭木森所在的苔藓项目，正在进行的是世界范围内苔藓植物的分类修订。这块老挝的腐木藓属标本一直作为模式标本保存，后续发现的其他相似标本，都要与郭木森画下的特征来做比对，然后归类。
当年，郭木森到了南京师大之后，遵从陈邦杰先生的意思在学校的美术系进修了两年。“后来我了解到，陈先生一度担心我在美术上有造诣之后便会转行，陈先生是多虑了！”郭木森感慨说。自从被陈先生那番关于填补苔藓研究空白的陈词所打动，郭木森对手上这份默默无闻却又无比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工作就没有后悔过。因为要有科学的条框来束缚，郭木森认为艺术上的追求是要做出牺牲的。他业余是个小有名气的水墨画家，与在宣纸上汪洋恣肆的泼墨相比，绘图纸总有科学的尺度约束着精美。在陈先生去世之前，郭木森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陈先生穿着白衬衣，想要和他说点什么，可是陈先生的脸却一点点变黑了。不久传来了陈先生离世的消息。“我想陈先生未能说出口的话，应当是让我把苔藓绘画坚持下去，不要转行。我一直做到了。”
然而，植物科学画中科学与美学却不是矛盾的。在植物科学起源和形成的欧洲，两者完美结合的例子比比皆是。荷兰女插画师玛丽亚·梅里安绘制有《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记录了她1699到1701年在南美苏里南观察和记录下的蝶类和植物。她的许多作品为皇室所喜好，至今许多保留在圣彼得堡，当年是彼得大帝的私人收藏。18世纪，曾经拜多位植物学家为师的法国花卉图谱画家雷杜德，将自己在梅尔梅森城堡玫瑰园中写生的169株玫瑰出版成为《玫瑰图谱》，那些形态各异的玫瑰，便成为欧洲世界艺术装饰和家居装饰中长盛不衰的元素。
在中国，即使植物科学画最蓬勃发展的那些年，人们对植物科学画的价值也没有很深认识，它始终有些尴尬——在科研工作者眼中，它被认为是辅助文字的配角；而在艺术同行的眼中，它一板一眼的讲究又被当成是匠人之作。孙英宝谈到2013年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有一系列动植物画稿的拍品。“绘画者来自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北京自然博物馆，有十几人，最后只以2000多块钱的价格成交。”同样的情景还发生在2010年嘉德春季的拍卖当中，200多张植物绘画，每幅都标明植物的名称、拉丁学名、科名、属名，最后才是1万元出头的价格落槌。
在孙英宝看来，前辈画师的画作，每人都因独特而具有价值，他经常拿出来欣赏，琢磨在科学画中如何加入艺术创造。“你看刘春荣先生的‘吴茱萸图’，植株部分用叠加的方法来画，画面就显得丰富，虚实结合，近实远虚；冯晋庸绘制的‘红花油茶图’线条简洁多变，花瓣用交叉线条衬阴，显出肥厚质感，枝干和叶片用短线勾勒，立体感很强；曾孝濂在构图上总是别具一格，比如‘八仙过海’图中，整株植物和解剖图都错落有致地排布纸上，他曾独具匠心地把植物生长的不同阶段集中在同一个画幅中，如今这种具有美感的构图技法也已经成为植物绘画的共识。”
尽管都是植物所里的同辈画家，李爱莉的画也和孙英宝的有明显区别。与孙英宝国画出身不同，李爱莉自幼学习西画，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美术系装潢艺术设计专业。1998年，她刚刚毕业来到植物所，立刻投入到《中国植物志》紧张的绘图工作中。“从来没有画过植物科学画，看到之前老先生画的是线条图，就去模仿，久而久之就比较苦闷，因为对于艺术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就算有再多的框框给你，也想要完成内心对美的追求。”2001年李爱莉有个机会去匈牙利协助那边的科研机构来做绘图，正好那里的几个植物科学画家都是用素描的方法画图。素描是李爱莉最熟悉的，也是她觉得最细腻的绘图方式之一。李爱莉回国后也开始大胆尝试不同手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利用铅笔素描极其细密的排线，让植物看上去十分灵动，让人能感受到微风吹拂下枝条的轻摆。去年李爱莉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植物科学画展览暨研讨会，随身带了几幅画作布展，之后立刻被抢购一空，这让李爱莉大受鼓舞。“国外观众习惯的是水彩植物画，看到黑白素描也可以如此逼真，都很激动。原来科学植物画在美国如此受老百姓的喜欢！”
会就此凋零吗？
孙英宝记得，自己刚刚进入植物所绘图室时还有郭木森和冀朝祯两位老先生在画图，现在绘图室解散了，冀先生也去世了，植物所如今只有李爱莉一名植物画师属于正式编制。作为王文采院士的学术秘书，绘制新种只是孙英宝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他还是中科院植物园“科普大讲堂”的负责人。绘图人员的缩编和整个植物分类学衰落的大背景有关。王文采院士告诉我，《中国植物志》编写完成后，许多学者的注意力就转向了植物分子学层面，这样也更容易申请科研基金。可是《中国植物志》只是对中国境内的植物进行了第一遍粗略的调查，西方国家的植物志都是每年不断做修订的。看到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少，王院士很着急。虽已经89岁的高龄，他仍坚持每星期坐着班车来标本馆两次看标本。标本馆大约20%的标本都缺乏命名，王院士就看荨麻科、毛茛科、苦苣苔科等几类他熟悉的类别，从中找出新种。
在民间，随着“博物学”的复兴，对花草鸟兽关注好奇的普通人倒是越来越多了。博物书籍迎来了出版高潮，微博上的“博物君”有超过300万的“粉丝”，《博物》杂志的发行量也从最初几万册上涨到22万册。孙英宝推荐我认识了《博物》杂志的插画师张瑜。张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供职于科研院所的植物科学画画师，他的画严格说来应该叫“科普画”，但他特别能够代表民间爱好“博物”的群体。
在张瑜的办公室，他给我展示画作，比如一幅“池塘生态系统”的图画，包括了水底的生物，水面的芦苇、睡莲和动物，以及天上的飞禽。科普画的内容题材要更广泛，将一些难以想象的科学事实进行视觉化呈现，但由于是针对普通读者，内容则很好理解。张瑜曾经学过10年画画，高考时选了喜欢的生物学作为方向，读研究生时做的是鸟类研究，如今插画师工作是兴趣与专业最完美的结合。为了时常练笔不至于手生，同时也能让画中的动植物展示出最真实精确的面貌，他一直有着做自然速写的习惯。从张瑜的速写本里，能够看到他一年四季活动的轨迹：春天他会去画迎春花、观察玉兰；夏天去记录盛开的荷花；秋天他会去拣拾落在地上的二球悬铃木，然后用砖头砸开，看那些到处飞扬的毛毛；冬天他去画腊梅，对着枯萎的月季写生。添置了高倍望远镜之后，张瑜更愿意去做动物写生。我们一起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他将远处湖面的绿头鸭拉近后，便对观察到的野鸭习性侃侃而谈：“你看它们潜水的时候，会有一个缩毛的动作，一下子把毛缩进，减少了下潜阻力，也增加了身体密度。这样我表现野鸭潜水的时候，对它身体变化的描摹就能更加准确。”一边说着，一边把不同姿态的鸭子速写在本子里。
这正是孙英宝所提倡的“记录自然笔记”的习惯。孙英宝的“科普大讲堂”通过教委的介绍，和一些学校建立了科普课堂，他教孩子们用画笔记录下日常生活中的植物。他在周末，还在一家书院里开设了1个“植物科学画”的小课堂，带着孩子们从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分别画起，再到野外写生，从而培养孩子们观察和绘制植物的技能。孩子的数量从一个发展到现在的8个，但真正每节课都来的只有两个孩子。“有的家长觉得学画还是国画、素描那些有用，纯粹画植物太耽误时间。”孙英宝说。他并不期望那里的孩子谁成长为职业的植物画师，但是希望居住在水泥丛林的孩子们不要和自然隔膜了。“有一次带孩子们去看小麦，他们都嚷嚷着是韭菜，我就觉得有点悲哀了。”
那么植物科学画师的职业会消失吗？李爱莉对此倒是乐观的。“全职的画师受各种因素制约会维持现状和日渐减少，越来越多对此感兴趣的人会成为兼职画师。”她未来10年都会在《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编写项目中担任画师，同时也在发动更多爱好者参与这项工作。“从经常来植物园写生的人数上看我就觉得社会上应该有不少人会对植物绘画感兴趣。2013年，植物所举办了一期植物科学画培训班，只在内部网站发布了消息，不到两天20人的名额就报满了。”这些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老年大学的学员，有的是零基础，也有的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出乎李爱莉意料的是，经过三天的培训，大家交出的作业都让专家非常满意。“虽然需要有植物学素养，又要有美术基础，听起来有难度，可只要有兴趣，就不难上手。画得有美感需要时间，但保证科学的精确性比较好实现。”李爱莉更愿意人人都能了解、参与进来，一起来描绘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植物伙伴，而不是将植物科学画画师描述成小众的高冷职业，增加公众的距离感。
（实习记者陶玉荣对本文亦有帮助）
记者 丘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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