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街可以在一夜间造出一颗冉冉新星，也可以用一个夜晚毁掉一个人几十年的荣誉，最重要的是，首演第二天那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剧评。
替我们向百老汇致敬，
替我去海诺德广场，
告诉第42大街的伙计，我很快就到。
1904年，一部叫《小约翰·琼斯》的音乐剧首次在百老汇公演，这是一部节奏欢快而内容充实的喜剧，活灵活现地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骗子”和英雄的形象。名叫乔治·柯汉（George M.Cohan）的演员在剧中留下了经典的歌舞表演，这首《向百老汇致敬》传唱至今。
我们的百老汇之旅开始在百老汇大道和46街交界，杜菲广场上的乔治·柯汉雕像前，可爱的向导先生就在柯汉先生脚下用这首轻快的旋律欢迎了远道而来的我们。而凝固在广场上的乔治·柯汉身穿干练绅士三件套西装，一手拿着礼帽，一手拄着文明杖，风度翩翩俯瞰着人来人往，不知又在心里记下来了多少悲欢离合。比如你或许还记得《甜蜜蜜》的结尾，李翘和黎小军在时代广场从此擦身而过，镜头往上摇起，就是这座地标式青铜雕像。
当然柯汉并不只是一位早期歌舞剧演员而已。乔治·柯汉出身演艺世家，20岁上下的年纪已经自己编曲、写歌，设计舞台布景，独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州长的儿子》（The Governor‘s Son）。当时百老汇音乐剧尚在欧洲大陆的戏剧和歌剧传统中徘徊摇摆，这部柯汉家族“全家齐上阵”的音乐戏剧，于观众是着实的新奇，一时间，柯汉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音乐剧神童”。曾经柯汉唱着“向百老汇致敬”，而今百老汇无时不在向他致敬。
我们的向导杰森·伯纳德（Jason Bernard）先生其实也是一位百老汇演员，提起乔治·柯汉的往事他可以讲个不停，唱个不停。伯纳德高中毕业起就在百老汇做起了歌舞剧演员，至今还很年轻的他张口却全是百老汇掌故旧闻。所谓百老汇，其实比较具体指坐落在第六大道和第八大道之间，从第41大街一直延伸到第54大街的40家剧院〔薇薇安·博蒙特（Vivian Beaumont）是唯一的例外，这座百老汇剧院位于林肯中心〕。相对于下百老汇（Off-Broadway）的概念，百老汇剧院是指位于百老汇街区，至少有499个位子，并且雇用戏剧团队的剧院。
虽然没有办法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把这40家剧院走完，但是伯纳德深谙漫步的精髓所在，驻足之处无不使人惊叹这条街道上，历史和现实竟然如此交错共鸣，比如两年前大热的《鸟人》拍摄地圣詹姆士剧院，剧院往事和电影故事其实更可相映成趣；或者1913年开张，但至今星光熠熠的舒伯特剧院，40年代凯瑟琳·赫本在这里演过《费城故事》、《钟声振铃》和《小夜曲》，60年代19岁的芭芭拉·史翠珊在百老汇的初次演出就在这里，轰动到整个剧院为她停下了其他的所有演出。而如今在这座剧院门口，你仍能见到那些眼下好莱坞最响亮的名字。并且一切都正像是《鸟人》故事描述的那样，在这条街上，有的戏演足了一二十年，并为人所怀念；有的戏的生命短到只有一晚。这条街可以在一夜间造出一颗冉冉新星，也可以用一个夜晚毁掉一个人几十年的荣誉，最重要的是，首演第二天那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剧评。
新阿姆斯特丹
3月末的纽约阳光明亮而空气清冷。我们漫步在百老汇的早晨，刚刚好是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St.Patrick，5世纪末源于爱尔兰，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美国人对于过节素来热情洋溢，何况是时代广场这样的地方，到处是绿色精灵装扮的年轻人三五成群，聚集涌动而成为人潮，更蔚为壮观的是这片绿油油的人潮高举着大杯大杯的啤酒，狂欢可以这样从清早就开始，简直让人吃惊。
已经在新阿姆斯特丹剧院欢迎我们的迪士尼戏剧集团制作人、总裁托马斯·舒马赫先生不无幽默地自嘲道：“千万别对那些广场上的人们苛刻，这些人在庆祝我们的爱尔兰的历史。好吧，实际上他们从纽约各个地方聚集到这里——喝酒。不过这样的事情可不会每天发生，千万别太苛刻评价我们。”
“新阿姆斯特丹”本身也是个满满沧桑之感的名字。事实上英国人在1664年攻下纽约城，而在这座城作为献给约克公爵（英王查理二世的弟弟及继承人）的生日礼物而被命名为新约克之前，这座已经繁荣了30多年的天然良港一直曾归属荷兰人统治，也就是新阿姆斯特丹名字的由来。那时的曼哈顿百老汇大街是美国内陆与大西洋入海口之间车马喧腾的商路，无拘无束的宽广大道从西北一直伸到东南，斜着身子穿越整个曼哈顿岛，哪怕后来这些以条理秩序著称的英国人把他们的纽约城规划出棋盘一样横平竖直的城市街道交通，至今唯一自在歪斜着的也还是这条百老汇大街。这条街比城市还要古老。
新阿姆斯特丹剧院也是百老汇历史最悠久的剧院之一。该剧院竣工于1903年，由著名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博蒙特·赫特（Henry Beaumont Herts）和他的搭档共同设计。或许因为赫特先生曾经屡次留学欧洲，这对美国的建筑师搭档极好地表现了对于英国式庭院花园的痴迷——整座剧院铺满以草绿色为底繁花盛开的地毯，四壁则布满盛开的花朵浮雕，一直延伸到描绘着天使诸神的蔚蓝穹顶，美丽脸孔的仙女和精灵间杂其中，加之自然柔美的灯光，一派美好惬意的田园生机。
“说到1903年，我们来想象一下，当时时代广场还是一处崎岖不平的地方，叫长亩广场，遍布着厂房、马厩、马匹市场和马术表演场地。当然这一带很出名的还有生意做得很大的100多家妓院。1904年，曾经的广场被改造了，第一条地铁线穿过百老汇和第42大街，久负盛名的《纽约时报》也搬到了这里，‘时代广场’这个名字就由此而来。同年，第一面电子广告牌在这里竖立起来，没多久，广场的晚上也变得灯火通明，就成了著名的‘不夜城’。”带领我们参观剧院的剧院经理，由着这座剧院便讲起整个纽约城的历史。
富丽秀，袅袅旖旎的旧日时光
1903年新阿姆斯特丹剧院竣工时，上演的第一出戏就是莎翁名作《仲夏夜之梦》。不难想象剧院里的美轮美奂的花园之美对于这部莎翁名作的确再合适不过。不过这部剧在纽约城里的反响却是不了了之。真正让新阿姆斯特丹剧院开始名噪整个纽约城的却是弗洛伦茨·齐格菲尔德（Florenz Ziegfeld，1867～1932）和他的齐氏富丽秀（Follies）。
正如美国作家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在这位百老汇传奇人物的传记中所写：“19世纪末20世纪初，百老汇迫切需要一位可以将沙龙文化、杂耍文化、戏剧文化融为一体的人物，而齐格菲尔德无疑就是当时百老汇最期盼的那个人，尤其在其法国名伶妻子的建议下，齐格菲尔德开始仿照巴黎女神剧场上演的时事秀风格，在百老汇开始了为期近20年的系列富丽秀。齐氏的第一部富丽秀于1907年7月8日上演，投资1.38万美元，长度40分钟，由若干并不完整的歌曲表演串联而成，其间不乏幽默讽刺的时事主题，当然更主要还是美女盛装出场的大型歌舞表演和悦耳动听的歌曲。其实当时剧名是很随机地来自一篇报纸文章《一天的富丽》，齐格菲尔德相信自己的幸运数字13，于是就改成了一个13个字母组合的标题（Follies of 1907），富丽秀也从此定名。
《一天的富丽》占领了当年新阿姆斯特丹剧院的夏季屋顶，为齐格菲尔德赢得近10倍的盈利，新阿姆斯特丹剧院也从此有“皇冠上宝石”之称，成为美国最具有人气的时髦场所。虽然齐格菲尔德本人对于音乐舞蹈或者戏剧本身都是一知半解，但是他却有极好的舞台表演经营之道，懂得如何发挥女明星的魅力，也不惜为了奢华的舞台效果一掷千金。
1914年齐格菲尔德发现纽约客们在看完了富丽秀之外，还是会去其他的夜总会消遣，于是他就在新阿姆斯特丹剧院的屋顶花园策划了一场名为“午夜嬉戏”的富丽秀演出。甚至后来为了赢得更广泛的观众群，他还贴心地为那些爱早睡的纽约人准备了“九点场嬉戏”。实际上当时的“午夜嬉戏”极大提高了当时百老汇的娱乐品位，众多朗朗上口的歌曲和旋律、别出心裁的舞台设计，让上流社会的戏剧观众也开始关注并喜欢这种聚会式的演出形式。百老汇诸多大牌作曲家都曾经为新阿姆斯特丹的午夜嬉戏作曲，其中有维克多·郝伯特（Victor Herbert，1859～1924）、埃尔文·柏林（Irving Berlin，1888～1989）、杰罗姆·科恩（Jerrome Kern，1885～1945）。许多经典曲目，比如埃尔文·柏林创作的《美丽的女子像一首歌》（A Prettey Girl is Like a Melody），不仅红极一时，甚至流传至今。
甚至那时候在新阿姆斯特丹剧院的午夜富丽秀会对观众的身份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富丽秀是成为美国上流社会追求“娱乐、美女、品位”的代名词。齐氏系列富丽秀也越来越迎合上流观众的品位，虽然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但是已出现越来越明确的戏剧主题。1915年，为了将美国公众的情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骇人新闻中缓和过来，齐格菲尔德推出了顶级制作的富丽秀作品，场面恢宏奢华，明星耀眼璀璨，更重要的是，“一战”主题鲜明突出。甚至1919年还有另一场大型富丽秀专用来赞誉在“一战”中鼓舞军队士气的美国基督教团体。而1921年又有富丽秀颂扬了世界移民对于美国的开发和建设。
某种意义上，齐氏富丽秀提高了百老汇剧场演出的艺术性和技术含量，更重要的是百老汇剧场文化中的娱乐性中心地位从此坚若磐石。比如正是从富丽秀开始，“舞美设计”和“舞蹈设计”开始成为独立的艺术元素进入百老汇的创作体系。比如舞台设计师约瑟夫·厄本（Joseph Urban，1872～1933）将午夜嬉戏的演出剧院设计成为一个可以机械化操作的演出装置，整个舞台可以通过机械操作转至后场，从而露出一条跨越观众透顶上方的玻璃通道，不难想象当盛装丽姿的美女们成队从这条玻璃通道上摇曳而过，这条通道下方“仰望”的观众们可以享受怎样一幅销魂裙底的风光。
在阿姆斯特丹剧院里，如今的迪士尼戏剧集团的办公室内，可以看到这条闻名整个百老汇的玻璃通道，想体验一下旧时光里的旖旎缥缈，还可以大摇大摆从这条玻璃通道上走上几回。当然和整座剧院一道，玻璃通道也经历了彻底的翻新重建。舒马赫先生告诉我们，90年代迪士尼公司接手这座剧院的时候，这座在一次次经济大萧条中荒废下来的剧院简直一片狼藉，穹顶破败，导致剧场的中央竟长出参天大树，舞台低洼处的积水有及腰深。
“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到这片区域来。只有坏人来，坏事接二连三，所有人都在离开。犯罪使人离开，迪士尼和其他很多企业承诺要把人重新带回来。这是美国经济成功的一个例证，可以让一个充满历史的城市一角复兴。新阿姆斯特丹从1997年重新开张，一直都有剧场演出，这就意味着人们需要在这儿吃饭、停车、打出租、住旅馆，再加上其他40个剧场的效应，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经济重启。剧场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城市，剧场成为吸引人们出门的动力，他们去餐馆、去旅馆、去酒店、去商场，剧场是他们出门的本质动力，这也是经济发展的触发点，这一点很重要。”舒马赫先生介绍说。
《狮子王》传奇
而谈到新阿姆斯特丹的重启，不得不说的就是《狮子王》的成功传奇。从1997年的首演起，《狮子王》风靡全球近19年，足迹遍布六大洲的20个国家，拥有24个不同制作版本，被翻译成日语、德语、韩语、法语、荷兰语、中文在内的8种语言，其中9个版本目前正同时在全球上演，总观众数超过8000万人，全球票房总收入超过72亿美元，总演出时数已相当于足足132年。而至今，《狮子王》也还是百老汇最一票难求的剧目之一。
在这条漫长的百老汇大街上，仅“见过朱莉·泰莫”已是每每与人谈起必然引来羡嫉目光的话题。《狮子王》导演朱莉·泰莫是百老汇戏剧界首位获得最高荣誉托尼奖的女性，是整条街上女王一样的存在。就像当年《纽约时报》剧评里所写的：“在《狮子王》之前，朱莉·泰莫的作品特点是视觉丰富然而晦涩难懂，比如1994年的《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或者是1996年的《绿鸟》（The Green Bird）。不过真的是从《狮子王》开始，她证明了自己的艺术实力不仅应对商业戏剧要求绰绰有余，甚至足以为之设立新的标准。”
1998年的托尼奖几乎为《狮子王》所包揽。包括最佳音乐、最佳音乐指挥、最佳场景设计、最佳服装设计、最佳灯光设计、最佳编舞等六项托尼大奖都归为一部迪士尼动画改编音乐剧所有，至今这也是舞台演出业界的奇迹。而夜夜演出之后，那些留守在剧院门口唱着主题曲而久不散去的热情观众，或者比《纽约时报》剧评更足以说明《狮子王》的舞台魅力。
所谓“一物两面”（double event），即演员将动物角色面具和自己的脸孔并置，同时展现剧中角色的人性和动物性，这是《狮子王》带给百老汇的全新先锋戏剧概念之一。在新阿姆斯特丹剧院的道具档案室里，我们有幸亲试了成就这样舞台魔法的道具与服装。令人惊叹的是那些舞台上的气势恢宏的面具布偶，拿在手里却轻盈如若无物。舒马赫告诉我们，这些看似传统木雕而成面具，实际由硅胶（面具的胎底）加碳纤覆层制作而成，为了保护演员身体的健康和表演动作的灵动，比如木法莎（辛巴的父王）的面具仅有308克，刀疤（辛巴的王叔）的面具重196克，而女演员沙拉碧（辛巴的母亲）的面具只有112克重。
曾经，这些面具都是由朱莉·泰莫与设计师麦克·卡里（Michael Curry）手绘设计并手工雕刻而成，以及团队里的面具高手、雕刻大师、木偶达人和能工巧匠一起，仅为首演面具就奋战了1.7万个小时。当然如今得感谢3D打印时代的到来，围绕《狮子王》繁重的手工体力劳动如今已被大幅度减少。
实际上今天的新阿姆斯特丹剧院，更多成为迪士尼戏剧集团的办公室和资料馆所在地。而从2006年起《狮子王》就已经转移到明斯克夫剧院上演，尽管剧院座位数从1800个减少到1600个，但显然这改变也让《狮子王》拥有了百老汇最王者的剧院位置——位于号称“世界十字路口”的时报广场西北角，明斯克夫剧院正面相当于一个街区的长度，且朝向时代广场，剧院外侧巨幅黄黑两色、狮子形象的灯箱海报异常醒目，传奇还未落幕，一派耀目辉煌。
三联生活周刊：当初你是如何决定要邀请女导演朱莉·泰莫出任《狮子王》的导演？
托马斯·舒马赫（迪士尼戏剧集团总裁）：实际上早在80年代中期，我就看过一部她的戏剧作品《赢得自由》，讲的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位女英雄的故事。那是一出艺术节戏剧，却非常令人难忘。后来我也为艺术节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保持了联系。很多年过去，我知道她指导了莎士比亚，指导了涉及人和动物角色转换的舞台剧，我默默关注她，发现原来她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做到令人印象深刻。我真正跟她谈起《狮子王》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抱怨：“没有像样子的女性角色啊！”我知道她会大刀阔斧，我知道我找到了正确的人选。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朱莉来自实验小剧场或者艺术界，她做了很多很冒险的事情，比如戴在脸上方的面具，对于商业剧场来说这可能是不折不扣的挑战。
托马斯·舒马赫：迪士尼很多人来告诉我和朱莉，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么应对的？
托马斯·舒马赫：勇气。有人不喜欢，有人喜欢，而我们在探索，在推进。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实验性很强的，但我们决定走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难道真的不紧张吗？
托马斯·舒马赫：《鸟人》那部电影棒极了，那就是这条街上人们的坐立不安。《狮子王》最初公演的时候，我和朱莉，还有其他四五个团队成员，每天都一起吃晚饭，我们交换想法，交流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之后我们就在剧院里找个角落坐在一起，看戏。看了几百遍，但我们每天晚上都重新吓坏自己一遍。舞台上每个动作都叫我们的心提到嗓子眼。熬过那两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又坐在一起，喝杯红酒。
坦白说我很怀念曾经的时光，最幸运的是，我和这些很棒的人在一起工作，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一起做的工作。如果你感到紧张，可能是坐在家里看本书，然后丢开它。但我们的紧张都在你面前，我们的这一生都被曝光。结果永远未知，直到坐在观众旁边，这就是我们的职业训练。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把这种冒险和勇气作为保持迪士尼戏剧集团活力的关键吗？
托马斯·舒马赫：我感到自己的百老汇人生中最难之处在于要保持年轻、单纯的心态，就如同我曾经的那样。这的确越来越不容易，在这条街上失败是很糟糕的，可在我30多岁的时候，如果我们失败了，谁会知道呢？但今天如果我失败了，就会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我今天不仅为自己在工作，也在负责别人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工作，而这个纽约年轻人可能才刚刚找到这份工作。以前我们要是做错了，需要的只是重来一遍，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在看着我们，并期待我们成功。
但你知道吗，《狮子王》第一次公演的时候，剧院里一半的座位都是空着的，我们照样活了过来，我常常需要这样的自我鼓励。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成年观众、资深的戏剧人，《狮子王》最使你动容的一幕是什么？
托马斯·舒马赫：在电影里，小辛巴去了他不该去的地方，遇见了鬣狗，陷入了麻烦，他父亲不得不去救他。父亲对辛巴说：跟着我，辛巴！然后父亲把鬣狗赶走了，辛巴吓坏了，怕被父亲惩罚。天色一点点黑下去，在电影里，他站在那里，把他的小爪子放进他父亲巨大的脚印当中去，这是描述父子之情的瞬间，用的是百分之百的电影语言，舞台上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朱莉天才地在舞台上转译了这个电影瞬间——木法沙摘下面具，父亲走向儿子，而不是国王走向儿子，坐下，他告诉儿子和电影里同样的台词，但朱莉把它改编成一首优美的歌曲。在这场景的最后，儿子捡起父亲巨大的面具，把它放回父亲的手中，而朱莉让小男孩捡起大大的王冠，放回父亲手中，这是整场演出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因为它重现了电影的场景，却通过再创造，赋予戏剧角度的舞台魅力，厚重庄严和细腻情感的和谐统一。
记者 李东然（发自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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