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的目的
1943年，23岁的迪安·里德是一名盟军飞行员，驾驶着B-12型轰炸机在欧洲战场上空盘旋。在一次轰炸任务中，他的飞机在德国被击落，其他机组成员因此身亡。迪安·里德被弹出了驾驶舱，着陆时摔坏了腿，他独自一瘸一拐向北逃往挪威。但磨难并没有结束，在腿伤恢复之前，他被纳粹步兵俘虏，关押在马尔堡和纽伦堡附近的纳粹战俘营里，直到战争结束。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普通男人的经历。当世界最为动荡的一页翻过之后，迪安·里德回到爱人身边，过上了平静的家庭生活。此后50多年里，他几乎只字不提自己的战时遭遇，直到1997年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上演，深受触动的迪安·里德决定向包括儿孙在内的所有亲人公开他的战时日记。日记中记载了20多岁的他在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也记载着上世纪初一个男性的心智成长历程——他作为一名飞行员，终日穿梭在死亡的阴影和胜利的渴望之间，时而恐惧时而热血澎湃的感受；他面对身受重伤的战友，束手无策的无力和绝望；还有从战俘营出来后，回到家“作为一个男人”所感受到的责任感。这些经历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此后50多年的和平年代里，迪安·里德用沉默对待青春时最激荡人心的往事，他带着一场巨大危机给予他的累累伤痕长大成人。“在那场战争中，一个男人必须迅速弄明白，如何成为一个男子汉，否则他就无法生存。回家后我没有想太多，只是开始工作，养家糊口。这是当时经历过战争的所有男人殚精竭虑要做的事情。”迪安对自己的女婿迈克尔·古里安说。古里安是美国性别科学领域的先驱人物，当时他正在写一本书，叫《男孩的目的》。
身为著名的男孩研究专家，古里安认为男孩的特殊之处是他们时刻偏爱空间挑战，这种活力既表现在用身体替代语言，时时刻刻处于躁动不停的行动中，也表现在一个即便个性安静的男孩也渴望挑战规则以获得成就感的内心诉求。这样的活力让男孩的成长看起来如此理所当然，他们充满着环境盛装不下的勃勃生机。但这样的活力还需要一种强大精神力量的指引和规范，才能让它不至于全然浪费在毫无方向的撞击中，甚至最后被受挫引致的巨大失败感反噬其身。因此，古里安认为一个男孩的成长，一定需要一个理想化目标的牵引，他将之称为“男孩的目的”。
目标的困惑
在迪安·里德所处的时代，男性有一个朴素但明确的形象——沉默，坚强，有勇气，敢于挑战和担当。这个在战争中磨砺出的男性形象，成为一代男孩成长的精神力量。古里安生于1958年——“二战”结束后的第十几个年头。他在书中回忆，自己跟很多同龄男孩一样，是“怀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雄男儿的崇敬之情长大的”。但与此同时，他还敏锐地察觉到了男性形象在新时代的分化。“我们这一代人身处的时代堪称人类历史上男性角色变革最为显著的年代。我们那一代的男孩和男人，对自我认知的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合适的男性角色？”
古里安记得自己就是在两条相互冲突的内在轨迹中长大的。战争中的英雄硬汉形象与战后的反战和平形象共存。“我喜欢约翰·韦恩的电影，会和哥哥在后院扮演美国大兵。但是当我进了家门或者随父母参加和平游行时，则会以甘地哲学思想追随者的身份出现。”
身着戎装的军人和身披白袍的和平主义者，是男性理想化形象在现代世界分化的早期，但他们都是男性形象对新的社会命题的回应，其中都蕴含着强大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力量。到21世纪，和平已经在绝大多数地方取代了战争，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软化了世界的棱角，让普通人的生活也不必那么艰难。不那么严苛的生存环境和主流社会命题的消失，让男性形象更为多种多样，这其中既夹杂着“拯救男孩”的呼声，也夹杂着对“兼性气质”的肯定。中国的性与性别研究专家方刚告诉我：“性别社会学家康奈尔（R.W.Connell）就认为，男性气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建构出来的。既然不存在唯一的男性气质，也就不存在需要在性别角色方面被‘拯救’的男孩子和男人。不同的男性气质之间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划分。如果一个文化规定了支配型男性气质是正确的，其他的男性气质表现都是‘不足’，需要被‘拯救’，那这个文化便不是开放的文化。那些呈现了阴柔之气的男孩子，那些不够‘男子汉’的男孩子，只不过是在实践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男性气质而已。”
看起来，男孩有了更多可供实践的气质角色，有了更多成长方向上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中却包含着强烈的困惑，古里安这样描述这种困惑：“一方面传统的男性角色正在被解构，而男孩渴望保有其间明确的男性人生目标。另一方面，新的男孩和男人角色正在努力地萌芽产生，然而还模糊不清。看似多元化的男性气质，是处在家庭和社会张力的影响之下，不足以完全指引男孩成为有明确人生目标的男人。”这句话的一个解释或许是，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社会财富，彻底改变了家庭和社会对孩子，尤其是男孩的养育方式。男孩特有的用身体探索空间的方式不再被鼓励，父母们用金钱、科技、关爱，试图磨平孩子生存环境中的所有棱角，以确保他们的绝对安全。学校教育体系鼓励用语言和文字的方式安静学习，强调遵循秩序和规范。在这种制度空间下产生的看似多元的男性气质，是否能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成为有方向指引作用的男性形象，是可疑的，因为男孩们的成长中没有足够的空间以他们最真实的方式探索这个世界。
古里安说，因为世界中男性形象的瓦解和相互冲突，他没能像自己的父母辈一样，早早就确定了人生目标。“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困惑在同时代的男性中相当普通，在‘X一代’、‘Y一代’和千禧一代中，这样的困惑甚至有叠加之势。”没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理想化目标的成长，就像在一个没有参照物的荒原上，失去了方向感和动力。就如美国“男孩项目”的负责人朱迪思所说：这个世界需要男孩做些什么贡献？男孩们想要被这个世界所需要，但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做贡献。这一现状不仅令人难过，还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潜在的危险
在一些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危险性已经显现。“男孩项目”的创始人——佩尔学院的汤姆·莫滕松博士从很多研究报告中搜集了有关美国男孩精神、情感、身体等方面的成果，发现了一些数据，证明男孩成长的困境：公立小学和初中里的休学生中，每100个女孩对应的是250个男孩。被诊断有学习障碍的学生中，男女生比例是2.76∶1；被诊断有情绪障碍的学生中，男女生比例是3.24∶1。在15～19岁年龄段自杀人群中，男女生比例是5.49∶1；而15～17岁被送入教养所的人中，男女生比例是8.37∶1。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中国。10年间，女大学生在校人数提高了10.3个百分点，女硕士的比例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女博士的比例提高了15.9个百分点。
教育是一个孩子社会化的最初阶段，也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上升通道。在这条通道中，男孩走得显然更为困难重重。他们不仅在教育系统里缺乏目标意识，其行为中也显现出了社会目标意识的缺失——美国司法部的一项研究显示，如今美国有700万名犯人，其中93%是男性。即便是那些看起来在正常社会轨道中的男生，对自己作为男人的角色也越来越不确定——这是汤姆·莫滕松博士的一个研究结论：“20多岁还住在家里、没工作的男青年人数逐年增加——不仅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是如此。他们比100年前的男性要晚熟一二十年。”
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结尾，营救行动的指挥官米勒上尉在一场桥上的遭遇战中中枪，临终前，米勒闭着眼睛，右手颤抖着对瑞恩耳语了一句：“好好活着，别辜负了大家。”这是他作为导师送给年轻男人的最后一句话。几十年后，已是耄耋老者的瑞恩带着儿孙们来到阿灵顿公墓的一排排白色十字架丛林中，静静地站在米勒上尉的墓前。老瑞恩转向妻子，眼里噙着泪，喃喃地问：“我没有虚度此生吧？我是个好男人吗？”迪安·里德告诉迈克尔·古里安，这是影片对他最为触动之处，让他回想起因那场战争而塑造的自己：“我是不想做一个英雄，我只是做一个男人。”哪怕最后只是成为一个普通但有力量的好人，也需要理想化目标产生的巨大情感推力作为燃料才能完成。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了不起的人！我就想成为了不起的人！”这是古里安在《男孩的目的》开篇，引自一位小学三年级男生的骄傲宣言。古里安认为，“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是所有男孩子的内心渴望。可在这个相对和平富足的时代，对不必再遭受饥饿、战乱、死亡威胁，但也被装进安全温暖的秩序牢笼中的男孩子来说，他们通往“了不起”的路途上必须找寻到两个问题的答案：什么才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通向“了不起”的方向和推动力在哪里？
主笔 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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