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曾经的乡村姑娘、地方报纸记者，在为宏大而脆弱的红色文明树碑立传的过程中，连带也完成了个人生命的追问和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延续。但她的精神世界，同样长久地处于过去时态。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整整6个半月以后，阿列克谢耶维奇依然没能学会像一位名人一样生活。
没有出国演讲邀请和采访邀约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会待在南部农村的小木屋，闭门写作。出门会客时就穿一件简单的粉色毛衣，外罩绿色夹克，自己开车，点一种味道奇特的本地奶酪当晚餐。“和之前的许多获奖者一样，我用一部分奖金在明斯克买了间新公寓，但还没有时间搬完家。”她略带歉意地告诉我，“书很多，堆得很乱，所以没法邀请你们去做客。”唯一的小小享受是学会了喝红酒——“在巴黎和柏林居住时，当地的朋友会用葡萄酒招待我。这让我记住了几家酒庄的名字。”
在和每一位记者交谈时，她都会提起同一个话题——获得那个奖项给她带来的眩晕感，以及在她之前获奖的四位俄语文学巨人：伊万·蒲宁（1933）、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956）、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70）以及约瑟夫·布罗茨基（1987）。自己的名字得以和这4位前辈并列，她感到“是一项巨大的责任”。有意无意地，列举中漏过了唯一一位始终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联系紧密的作家：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肖洛霍夫。尽管后者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系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出生地乌克兰为背景，但女作家在谈及自己的阅读经历时从未提到过这部巨著。
某种意义上，女作家的惶恐并非故作谦辞。到今天为止，口述式纪实文学是否能算一种文学创作依然遭到诸多评论家的质疑。典型的意见包括：口述事实留给记录者在文体空间内继续发挥的余地极其有限，而文体通常被视为文学创作的核心部分；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原始材料的震撼性和道德意味的突出，似乎也更近于历史文献，而与诺贝尔文学奖历来对创作技法的强调不甚一致。而为女作家辩护的声音几乎全部来自俄语文坛，则令人怀疑外国读者对这种独特的撰述方式究竟能接受到何种程度。
更令人扼腕和慨叹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似乎也永久地陷在了1991年之前的过去时态里。尽管她真诚地告诉我：“随着每一本书的撰写完成，我都变得越来越自由了。”但她频繁谈及的那些关键词，“红色人类”、自由、“冷战”，都带有浓厚的上世纪80年代意味。4个小时的采访和晚餐时间里，我从未听她提到过“全球化”或类似的新鲜词语；大部分话题和关注点，始终围绕从1917到1991年的苏俄历史而展开。尽管那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穷尽的厚重话题，但对当下现实的疏离——或许是有意为之——正在向我印证：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笔下的讲述者一样，具有根深蒂固的道德偏执。
是的，和那些在今天丧失了时间感的“红色人类”一样，阿列克谢耶维奇也生活在她的“二手时间”里；某种意义上，处于流亡历程晚年的蒲宁和去世之前的索尔仁尼琴亦是如此。同主题下的复调写作不仅构成了她一系列作品的叙事方式，甚至也构成了作品题材本身。在对历史亲历者的发问和自我追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时时浮现——要自由和爱，还是秩序和面包？在俄国历史上，似乎从来不曾有过两者可以得兼的时代，这使阿列克谢耶维奇发出了“我们或许永远等不到人类实现完全自由的那一天”的感慨。个体经历在真实感以外异常尖锐的残酷性，乃至清醒者面对真实历史的无力感，都从她的话语中清晰地流露出来。而在谈话接近结束时，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念出了涅克拉索夫长诗《铁路》中最著名的一段：“忍受完这一切——他会用胸膛/给自己铺一条光明大道/只可惜这个美好的时代/你与我都不可能见到。”
死亡·土地·生活
1991年之前，位于苏联领土最西端，奥德河—尼斯河一线与明斯克—洛夫诺—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一线之间的狭长土地，曾经有过一个特殊的波兰语名字“东部边界地”（Kresy Wschodnie）。1918年波兰第二共和国重生后，与同样羽翼未丰的苏俄红色政权展开了惨烈的波苏战争。1921年，大败于华沙城下的苏俄政权被迫签署《里加合约》，承认包含维尔纽斯、格罗德诺、利沃夫等历史名城在内的“东部边界地”为波兰固有领土，白俄罗斯西部、乌克兰西部以及立陶宛东南部因此被划入波兰境内。1939年苏德联手瓜分波兰之后，“东部边界地”重新并入苏联版图。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苏联西部边疆的安全问题，斯大林提出了苏波国界问题的最新安排：奥德河-尼斯河一线成为新的苏波国界，此前居住在“东部边界地”的波兰居民整体向西迁徙；作为补偿，原属德国的波森、西普鲁士、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划入波兰境内。经此调整，波兰版图整体向西移动了170多公里，18万平方公里的“东部边界地”完全成为苏联领土。
1948年5月31日，退伍红军士兵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女儿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在“东部边界地”南方的古城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1962年更名为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今属乌克兰）郊外诞生。和当时的许多苏联人一样，这是一个多民族混血家庭：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实际上，鉴于“东部边界地”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假如斯维特拉娜早生10年，完全可能成为波兰公民。1941～1945年4年残酷的战争期间，“东部边界地”作为苏德两军控制区的最前沿，蒙受了惊人的人员伤亡，斯维特拉娜的家族也不例外：她的奶奶加入了敌后游击队，因伤寒不治而死；父亲和两个兄弟一同参军，只有自己活到战争结束。母亲的家族中，外祖父参与了红军的后期反攻，但在胜利到来前死在了匈牙利。有11位家族亲戚和他们的子女死于德军在占领区执行的“焦土政策”，以至于斯维特拉娜最初的记忆完全被关于死亡的一切所包围。
在乌克兰文尼察州的乡间，斯维特拉娜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父亲和母亲在乡村学校任教，她由外祖母照顾。日常生活中，她接触最多的是那些失去了丈夫、父亲和兄弟的妇女。“那个村庄差不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村。人们总是在回顾战争，翻来覆去地讲着：在学校和饭桌上讲，在结婚礼堂和婴儿的洗礼上讲，在节庆时和葬礼上讲。”即使是懵懂的儿童也会模仿德国兵走路的步子和说话腔调，玩着“红军打纳粹”的游戏。每当夜幕降临，劳累了一天的村妇们会聚到农舍边的长凳上讲故事，她们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与亲人最后分别的瞬间，倾诉着自己愿意无休止地等待征夫归来的心情，最后唱起悲伤的歌曲——“只要他能回来，哪怕丢掉了胳膊和腿，我也愿意背他啊！”
牺牲和爱，这对别扭的组合差不多是少年斯维特拉娜关于人间的一切印象。她的国家和人民是胜利者，但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人们根本没有心情回味胜利的喜悦。但妇女们在提及爱人时那些热情似火的陈词，她们在重建家园和抚养孩子时表现出的惊人韧性和可贵美德，又是那样的真切和震撼人心。斯维特拉娜告诉我：“当我成为一名记者和作家之后，曾经不止一次回想起童年时代听到的农妇们对战时经历的絮叨。那些凌乱、不完整的絮叨，在趣味性和力量上都超过了我在青少年时代阅读的许多书籍。”即使是那些书籍，毫无例外也是关于战争、英雄和死亡的。
当斯维特拉娜长到该进小学的年纪时，老阿列克谢耶维奇决定把全家人迁回他在白俄罗斯南部的故乡。这里位于戈梅利地区（Gomel Region）西部，靠近铁路干线，依旧是平原农耕区。斯维特拉娜在她熟悉的乡村继续成长，从区图书馆借阅和苏联历史相关的书籍，也听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讲述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崇拜。在她印象里，父亲似乎没有提起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或许是因为她年纪还太小。17岁那年，她从彼得里科夫区（Pyetrykaw Rajon）下属的科帕切维奇镇高中毕业，随即在莫济里区以南的纳罗夫拉镇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担任本镇第一中学的历史兼德语教师。
即使是在21世纪初的今天，人口刚过8000人的纳罗夫拉也显得极为萧条和乏味。60年代虽然是战后新定居者的子女开始进入校园的高峰期，第一中学小小的校舍也不过能容纳不到10个班级。斯维特拉娜的教学任务并不沉重，这使得她能有更多的闲暇阅读文学著作，例如中学时还无法理解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她也在寻找机会发挥自己引以为豪的写作专长：1966年夏天，即结束教师工作的第一年，她拜访了离学校不远的莫济里市市委机关报《普里皮亚季真理报》（Pripyat Pravda）编辑部，获得了一份通讯员的兼职，任务是跟踪本地区农民生活的动态。仿佛冥冥中有天意，日后构成她写作乃至思想渊源的几重关键要素——记者的观察力和沟通技巧、对土地和农民的情感，以及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滋养，在这个边陲小镇形成了奇异的交集。而在纳罗夫拉东南方数十公里外，一座以切尔诺贝利命名的巨大核电站也正在规划当中。
将“土地-人民-道德”这组三位一体视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核心要义，对“神圣的泥土”加以狂热歌颂，构成19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青年阿列克谢耶维奇所钟爱的赫尔岑，正是土地德性最热烈的鼓吹者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在《群魔》中间接质疑了赫氏及其追随者的观点，但他笔下的梅诗金、索尼娅、沙托夫等代表人物，同样具有淳朴、仁爱、虔敬等典型的土地德性。这种对土地的浪漫化歌颂，实际上还暗含着对缺乏灵魂根基的纯粹知识（代表人物是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质疑：大地的德性正蕴含在农民的朴实和愚昧中，而与机巧复杂的人造学问绝缘。
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无数俄国文学家围绕土地德性的确实性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而它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则表现为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冲突。前者作为更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代言人，相信依靠后天努力建成“人间天堂”的可能，相信可以通过对人的内在思想以及社会性的改造，造就一种超我的“新人”。后者则以传统道德和民众（尤其是农民）的代言人自居，相信人民本身构成一种精神有机体，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俄国人能在自己的心灵里指出欧洲苦闷的出路，把各个兄弟间的情谊带进心灵之中”。尽管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带有民粹色彩的社会革命主义遭到了全面压制和禁绝，但在后斯大林时代微妙的思想真空期，它们正在暗中复活。
阿列克谢耶维奇无疑是土地德性和民众德性的歌颂者。尽管她不曾像索尔仁尼琴一般大张旗鼓地提出“俄罗斯精神”问题，但青少年时代与农民的交往以及在纳罗夫拉的阅读岁月显然给出的是不同于推崇列宁主义的父辈的回答。她告诉我：“我真是个幸运的人，可以出生在农村。农村的人们离土地更近，也更真诚。当你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表达的是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不是从书本中学来或借由他人灌输的浮夸说辞。”这样的观念，已经和赫尔岑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念相当一致。而1967～1968年全职担任《普里皮亚季真理报》记者的经历，又使她进一步贴近了农民生活中的日常性。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宏大叙事中，建成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已经成为每个俄国人必须伏膺的历史宿命；每一种思想、每一项活动，都构成通往终极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终极事业和个体命运之间，存在着与宏大叙事完全无关的巨大偶然空间：稻谷丰收、雨雪雷电、生老病死，既不必然和“人类的最终解放”联系上，也很难说与这种终极目标全然对立。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社会控制，无从左右这个偶然空间的命运，它主要存在于人们的日常情感当中，在那些不为国家机器所注目的瞬间悄然绽出。而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对话者和记录者的角色，恰恰能够进入农民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空间，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而在与纳罗夫拉镇上那些内向闭塞、有着无数家族故事却不懂如何表达的农民们的交流中培养出的沟通技巧，对她日后成为一位记者和文学写作者无疑意义重大。
我的大学，我的老师
1968年，即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前一年，20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考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学系（2008年升格为新闻学院），来到了她大半生生活和工作的首都明斯克。那是勃列日涅夫的新斯大林主义死灰复燃的年代，也是“灰衣主教”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掌管全苏联意识形态的年代。正是后者提出了关于“新苏维埃人”（New Soviet Man）或者说“红色人类”的经典定义：世界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种——资本主义的“智人”与苏维埃式的“新人”。“新人”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实验的基干，全社会的生产关系将以“新人”的道德为基准加以重新安排，最终建成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在此过程中，暂时的挫折和困难都必须忍受，因为历史使命的神圣性高于一切。为了实现这项最终目标，“苏维埃人”将不惜做出任何牺牲。
不过，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对此倒处之泰然。在她看来，和斯大林时代兼具神圣感和恐怖色彩的气氛相比，勃列日涅夫乃至苏斯洛夫的卖力宣传不过是装腔作势。“经历了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意识形态在政治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已经远不像‘二战’之前那么大了。斯大林在世时，官方宣传对年轻人世界观的形成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我在写作《战争中没有女性》时，曾与许多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女兵有过交谈；她们在十几岁的年纪毅然投身沙场，完全是因为政府和领袖的号召。在那时的她们心中，‘俄罗斯母亲’（Rossiya-Matushka）是世间最神圣的词语，值得付出一切代价去捍卫。她们丝毫不计较吃穿、医药这些物质待遇，单单把为祖国服务视为最崇高的人生理想。”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国家经济状况开始改善，市面上出现了新家具、新公寓、汽车这些代表日常物质生活的符号。人们已经很难再被抽象的、与物质割裂的政治口号所打动，他们意识到了‘人首先是为自己而活着的’，也愿意去过那样一种安定、舒适的日常生活。”阿列克谢耶维奇微笑着告诉我，“许多人已经不很在乎官方那空洞浮夸的意识形态宣传，也不相信他们宣传的内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苏联在1991年轰然崩塌时，并没有几个人站出来维护旧政权——当时全国党员总数超过1900万人，但愿意用生命捍卫苏维埃的连10个人都没有。”
这位有过乡村生活和工作经验的女学生，比她的同班同学要大上几岁，才思更敏捷，气势也更咄咄逼人。为了反驳那些从未读过马列原典却照本宣科地大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师，她认真阅读了不少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并在课堂上提出质疑。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并不能算一种稳妥之举。有一次，系领导甚至反常地取消了她的列宁奖学金参评资格，担心这位“不可靠”的学生会乘机叛逃。但她的专业成绩始终相当优异，也和许多同学一样，对记者这一职业抱有理想主义的憧憬。
也是在大学时代，在年轻人当中广泛流传的异见文学开始进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视野。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以斯大林时代残酷的个人经历质疑“苏维埃人”伟大实验的合理性，继而破除关于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神话。首先是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和《癌症楼》；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古拉格群岛》以及瓦尔拉姆·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也开始流传。萨拉莫夫曾经参加过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因此于斯大林时代两次被关入劳改营，在西伯利亚的不毛之地科雷马（Kolyma）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岁月。他在《科雷马故事集》中以短篇小说的形式记录了在劳改营中发生的一切：杀戮、死亡、求生、告密……以人性的真实、残酷和震撼力消解了官方宣传中一切故作神圣的要素。他也是第一位预言“人间天堂”的梦想必将破灭的作家，曾直白地写道：“我是这场宏伟斗争的亲历者，我们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复兴而战，最终却输掉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坦言：《科雷马故事集》是对她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直接指引了她的写作方向。
但在毕业之初，这位优秀的新闻系女生还是首先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记者生涯当中。1972年夏天，她首先进入别廖扎镇（Byaroza）的地方党委机关报《共产主义灯塔报》，作为通讯员实习一年，随后在《白俄罗斯农村新闻》担任了三年基层记者，1976年又转入明斯克的通俗文学杂志《涅曼》（Neman），负责撰写社评和社会观察。这段时间里，她的旅行和观察范围依旧没有脱离自己最熟悉的白俄罗斯西部和南部农村，但和纳罗夫拉镇的轻松岁月相比，已经多了些许压力。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在那时，我感兴趣的选题，报社领导往往不甚满意；他们喜欢的那些浅薄、俗套的话题，我又不感兴趣。我最关心的是人们心灵深处的想法，而在我供职的报纸和杂志，要将如此抽象的主题灌注在日常报道中终究是不容易的，所以一直存在障碍和摩擦，也会受到来自官方宣传政策的压力。”
不过站在人生后端，她依旧把12年记者生涯看作一段充满趣味、令人怀念的经历：“我去到白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和形形色色的人接触、交谈，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有了更深刻也更全面的了解。这为我后来的写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记者这个职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机会：尽管是在一个封闭的体制里担任记者，我依然获得了少有的机会去观察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与官方宣传的差异之处，去验证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否合于‘红色人类’脑海中的想象。”
也是在这一时期，阿列克谢耶维奇开始尝试以记者的视角进入文学写作领域。1976年，即转职到《涅曼》杂志的同一年，她出版了关于农村青年进城问题的报道集《我离开了村庄》，这本以口述体写就的纪实文学试图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白俄罗斯青年正在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这种趋势又会给传统的乡村秩序以及生活方式带来何种影响。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向我解释她的创作动机：“我在农村长大，对乡村有着天然的感情。当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成群结伴地离开农村，再不回返，便希望探究背后的原因。我找到了许多这样的青年，记录下他们的回答，然后有了这本小书。”她也不无自得地表示：“当时我还没有接触到严肃文学界对口述纪实文体的诠释，之所以采用那种写法，完全是出于巧合。从这个角度说，我对口述体的偏爱完全是一以贯之的。”
小书在当时的反响并不热烈——苏共中央的几位高官早早拿到了样书，斥之为大逆不道，认为暴露城乡差异和进城潮是对社会主义“人人平等”观念的亵渎。大部分新书在上架销售前就被销毁了，只有少数进入读者的视野。但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因此感到遗憾，因为就在任职于《涅曼》杂志期间，她读到了对她的早期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并结识了该书作者、大学学长阿列斯·阿达莫维奇。
出生于明斯克州的阿达莫维奇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21岁，在战时曾是一位英勇的游击队员，后来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哲学系以及莫斯科国立大学编辑进修班，成为颇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电影编剧。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异见文学异常勃兴、官方文坛则死气沉沉的背景下，他提出了以纪实文学作为观照现实突破口的号召——“正如阿多诺所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经历了战争期间那些空前残酷的噩梦，用散文来记录时代已经成为一种亵渎。”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纪实文学，通过对亲身经历苏联历史上那些难忘过往的当事人回忆的采集，形成一种具有严肃感的文学体裁。
阿达莫维奇决定将对伟大卫国战争记忆的重构作为切入点。1945年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官方宣传强调的仅仅是统帅的伟大、高级将领的明智和普通士兵基于忠诚感的英勇事迹，而对普通民众承受的代价，特别是一度生活在德军控制区、没有进行“英勇抵抗”的那部分民众做出的牺牲，并无多少作品曾经正视。阿达莫维奇以他在敌后游击区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在1972年写出《卡廷故事》，率先突破了这一禁区。1977年，他又出版了《从乡村烈火中来》，记录那些从纳粹占领军的“焦土政策”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对战时经历的回忆，记录那些村庄、学校、教堂乃至活生生的生命被烈火吞没的真实场景。年轻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一读到这本书，立即就被其中的真实性和熟悉感所吸引——她回想起了在文尼察和戈梅利度过的青少年时代，回想起了那些苦等丈夫归来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孩子、孤独死去的老人。这些场景是多么相似！她在许多场合承认：“阿达莫维奇那本书独特的口述体例和对待真实历史的严肃态度对我产生了巨大震撼。”两人随后相识，并结为终身好友。
作为苏联后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阿达莫维奇对纪实文体的强调实际上还有另一层深意：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洗脑和意识形态宣传，包括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劳改营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在大多数苏联人的心目中已经被正当化，并且经由报纸和教科书的组织，形成了一套逻辑严整的体系。任何企图建立一套截然相反的理论或逻辑观念、对其加以颠覆的企图，都将招来官方的打压和封禁。但基于个人体验的纪实文学却不存在此问题：它的出发点不在于立即颠覆官方的整套逻辑，而是以每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故事，激发起民众及其家族成员的感同身受，从而在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一个个小孔。而这种与空洞的宣传口号风格大相径庭的文体，显然比后者更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这也是整个80年代，苏联纪实文学创作异常兴盛的主因之一。
苦难的纪实书写
1983年，阿列克谢耶维奇35岁，在《涅曼》杂志任职已经到了第7年。一年以前，苏斯洛夫和勃列日涅夫相继去世，带走了一个停滞的时代；改变尚未发生，但已在酝酿之中。她申请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女性与卫国战争的关系着手，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这便是《战争中没有女性》（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一书的缘起。她告诉我：“我没有兴趣了解一名士兵在战争中杀死了多少敌人，某场战役的伤亡数字又是如何；我只想知道，一个女人——一个有感情、活生生的女人，对那场战争的感觉究竟如何。”而她所描写的对象，首先是女人：渴望爱与被爱、喜欢漂亮衣衫、想念爸爸妈妈、具有恐惧本能的普通女人；随后才被严酷的环境锻炼成战士。
青年时代与战争遗民们交谈的经验，以及身为女性的天然优势，使阿列克谢耶维奇比阿达莫维奇这样的男性更容易走进访谈者的内心世界。她告诉我：“我可以很自然地和一位女性讲述者谈论爱情，和男性就不行。他们会逃避，会欲言又止，有时会无法直面自己的内心。而女性更感性、更直白。”同样具有独特优势的还有身为女性的同情心——当那些受访者最初被问及战争的意义时，她们无一例外地遵循了官方口径，强调苏联人是最后的胜利者。“但这些苦难什么也没有换来啊！是啊，‘胜利’，它可曾有一丝一毫被化成自由！”阿列克谢耶维奇感慨道。而她的工作，就是通过层层递进的追问，将她们在那一时刻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揭示出来，和最初那种空洞的胜利主义表态形成对照：苦难真的是值得的吗？她们在内心真的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吗？她们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吗？无怪乎当最终的采访记录集结出版时，一些当事人矢口否认自己说过那样的话——她们本身也在神话中沉迷太久了。
当然，纪实书写亦有其内在的缺点和局限性。基于个人体验的历史时刻，往往是全然碎片化并且带有主观情绪的。在80年代的苏联那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以基于个人回忆的口述纪实作为追寻真相的切口，有其独特的合理性。但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一种完全基于点状记忆、缺乏全局观和内在平衡的文学作品，是否能对因为长久身处和平时代而充满怀疑主义情结的读者产生足够的说服力，始终是值得怀疑的。况且第一人称口述体因其天然的主观色彩，留给记录者和创作者的发挥空间无疑极其有限，这使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在文法编排和技巧上，难以超越萨拉莫夫、巴别尔等先人。
但无论如何，《战争中没有女性》在当时都属于一部具有轰动效应的著作。当全书的最初几个章节撰成时，白俄罗斯的所有文学杂志都拒绝刊载，理由是“文中流露出过多和平主义色彩和露骨的自然主义描写，诋毁了红军战士的形象”。在阿达莫维奇的帮助下，阿列克谢耶维奇把稿子寄到了莫斯科，经过一定程度的删节处理，开始在军事文学杂志《十月》（Oktyabr）上连载。新晋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得到了这本书的试印版，随即热情洋溢地为其做义务宣传。在这位大人物的站台下，单行本《战争中没有女性》在5年里卖出了整整200万册，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因此获颁苏联荣誉勋章、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奖、《十月》杂志年度最佳作品奖以及列宁共青团奖章。
《战争中没有女性》的初步成功使阿列克谢耶维奇下定了专业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她辞去了《涅曼》杂志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作家。从1985到1987年，她一面为白俄罗斯电视台写作《士兵》《说出他的时代》《战争中没有女性》等几种口述历史系列专题片的脚本，一面将采访女兵过程中搜集的另一部分资料修订集结成一本关于战时儿童的新书——《最后的见证者：一百首儿童不宜的摇篮曲》（The Last Witnesses：A Hundred of Unchildlike Lullabys）。尽管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至今未婚，但她很早就收养了去世的妹妹留下的一对儿女；身为女性和母亲的同情心，以及少年时代与乡村孤儿们共处的经历，使她具备了特殊的交流技能，去促使那些在关于战争的恐怖记忆中长大、时常身感孤苦伶仃的成年人们，揭开心头的疮疤，回忆起痛苦的往昔。而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以及《最后的见证者》相继完成之后，她最终决定完成一整个书系的写作，主题就是“乌托邦之声”（Voices of Utopia）。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是唯一一种能够讲述一个大国实施一场以人为载体的巨型社会实验的文学，”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而实验的最终目的是造就一个2000年以来为无数思想家所热切盼望的乌托邦。”在她看来，乌托邦不仅存在于过去，存在于关于卫国战争和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神话中，它也发生在80年代的当下，发生在苏联的全部内外政策中。“我不认为上一代人的历史和当代史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红色人类’依然存在，一切就不曾改变。”
1987年，女作家飞往阿富汗，开始第一次尝试记录尚未结束的、活生生的乌托邦历史。两年的采访和写作，最终汇成了拷问心灵的《锌盒中的男孩》（Boys in Zinc）。整部作品的冲击力在标题中就一览无余——那些还是孩子的苏联娃娃兵，悄无声息地被装进劣质的锌皮棺材，用飞机从阿富汗运回来。和《最后的见证者》的主人公不同，他们并非被动卷入战争，而是在官方关于“正义事业”的宣传下，懵懵懂懂地去往此生从未得见的中亚山地，并在那里断送性命的。和前两本书里中老年人回顾历史时的感伤情绪不同，在喀布尔前线，阿列克谢耶维奇见到的是一群陷入迷茫、绝望和崩溃的年轻人。一个接受她采访的年轻人当面吼了起来：“你是个女人，你懂什么战争？你以为成千上万的人是怎么死的？昨天我的朋友被打死了，他脑袋中枪，随后还跑了几米，想接住被打出来的脑子……”
年轻生命的无谓消逝、幸存者绝望的哀号、官方宣传机器的麻木不仁，这些真实的记录不仅打动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读者，也使她本人经受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在那以前，她曾经认真地相信过父亲的历史观：如果不是斯大林，苏联本来可以建成一种更完善、更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但当她从阿富汗归来时，已经再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期待。她告诉父亲：“你从小教导我要信仰共产主义。但我在阿富汗看到那些年轻的孩子，他们和您当初在乡村学校里教育的学生没什么两样，却跑去外国、杀死无冤无仇的人。教育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凶手啊，爸爸！”老父亲哭了起来。
“接受这一事实之后，我便不再为自己曾经的‘苏维埃人’基因所困扰。我在精神上实现了完全的自由。”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而她从1989年起筹划的“乌托邦之声”的第四部曲，直到1997年才全部撰写完毕，那便是《切尔诺贝利的祷告：留给未来的编年史》（Chernobyl Prayer：A Chronicle of the Future）。在她看来，这本书是采访过程中遇到阻碍最少的——无论苏联是否解体，都不会有人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或荣誉感为整个悲剧文过饰非。但对她个人来说，这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心折磨：事故发生地距她热爱的南部乡村仅咫尺之遥，她青年时代生活和工作过的戈梅利城以及纳罗夫拉镇都在辐射污染区内。她亲眼看到那些熟悉的人们面对肉眼看不见的灾难，不知所措、惴惴不安；亲眼看到那些安土重迁的农民，含泪杀死家养的猫和狗，将外观完好的鸡蛋、土豆和苹果埋入地下，随后逃离家园。而那些在灾难中失去了亲人和一切的人，宁可留在无法生存的土地上，和所爱的一切一同死去。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一切，同样属于红色文明乌托邦实验的缩影。核电站是苏联政府为了向人民和敌人展示自己的强大、富足而修建，最终却反噬了文明自身。红色文明的废墟渗透进了时间维度，使土地、河流和森林在成百上千年内都无法摆脱其影响。联盟分崩瓦解之后，长久的代价将由白俄罗斯人民独自承担——“我们，白俄罗斯人，成了切尔诺贝利民族，成了第一个触碰未知的民族。”
在二手时间里
对苏联中后期历史上那些曾经的大人物，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十分感冒：“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这些老人政治家在短短几年里一个接一个地去世，我并不很关心。”只有对争议人物戈尔巴乔夫，她始终怀抱欣赏和感激：“在他执政之初，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件的划时代意义，但至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很不俗：他年富力强，讲话时从不念枯燥的稿子。”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戈尔巴乔夫终究是一位伟人。“不少俄罗斯人骂他是叛徒，说苏联解体完全是因为他的责任，这不是事实。他为苏联人做了许多好事，包括给予他们自由。至于我们为何没能理智、审慎地运用这种自由，那是另一个问题。”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启动时，她也曾经和恩师阿达莫维奇一样公开表示支持，并在明斯克的列宁广场上高呼“自由！自由！”的口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激动是完全真实的。我们以为自由就是话语权的解禁，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人是无法健康地理解和享用自由的。萨拉莫夫说过：‘监狱会在健康和精神上彻底毁掉一个人。’只有站在历史后端，才能理解这句话是多么的深刻和沉痛。”
1991年“8·19”事件发生时，女作家正在南部农村的木屋里写作。“我记得很清楚，自己当时非常害怕。害怕改革带来的一切就此付之东流，害怕顽固派重新坐稳江山、把国家带回到封闭停滞的时代。当政变失败后，莫斯科、基辅、明斯克的人们兴奋地涌上街头庆祝，那种死里逃生的庆幸感是发自内心的。”但整整25年过后，她认为那场政变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成功了——“俄罗斯又回到了自己的过去。”红色文明的废墟上没有生出任何新事物，只有不同类型的旧幽灵在游荡。
白俄罗斯独立之初，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德高望重的人民作家瓦西里·贝科夫（Vasil Bykov）都曾充满热情地投入到方兴未艾的民主运动中。他们加入了温和派政党白俄罗斯人民阵线（BPF），认真地研究起了参政议政，并希望与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以及波兰结成文化和经济上的共同体。阿列克谢耶维奇感慨地告诉我：“当初的我们只是一群天真的浪漫主义者，我们把自由想得太简单了。自由不是轻飘飘的，接受和承载它都需要付出莫大的代价。可惜整整要过25年，我们才痛苦地、完整地认识到什么是自由。”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就扑灭了知识分子的希望之光：威权政治家卢卡申科上台后，舆论环境开始收紧。所有白俄罗斯国营出版社都拒绝接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稿，1997年《切尔诺贝利的祷告》付梓时，不得不首先在莫斯科出版，随后由明斯克一家较小的私营出版社购入版权、少量印刷。到了2001年，越发逼仄的言论空间最终迫使阿列克谢耶维奇决定出走西欧。
在法国、瑞典和挪威旅居期间，女作家写下了她最近一部也是最厚重的一部著作《二手时间》（Second-hand Time），用以记录解体时代那些失却了乌托邦式终极时间感的“红色人类”的境遇。自由终究回归到了这个曾经被驱策、被驾驭、被当作实验品的民族，但人们却因为丧失了时间的终末性，丧失了值得作为苦难之代偿物的缥缈希望而陷入虚无。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孤独，感到天堂被生生夺走，感到屈辱、愤怒和危险。当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揭去，所余的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人们突然感到曾经的匮乏、压抑和装腔作势——假如是以一种被许诺的乌托邦作为前提的话——好像还是可以忍受的。最终降临的是一种“二手时间”：不仅指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后退，也指对“大国”和强人领袖的崇拜在20世纪末最终卷土重来。应有的未来最终没能出现。
2003年，病重的贝科夫最终决定叶落归根，返回白俄罗斯并在一个月后去世。他的家庭成员散布在西欧，逐渐和祖国丧失了联系。这个事件对阿列克谢耶维奇有着极深的触动。在亲朋故旧相继离世之后（阿达莫维奇病逝于1994年），她和白俄罗斯祖国最深的羁绊只剩下了少年时代热爱的土地。“我开始更深刻地体会到：获得自由需要经历漫长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人不应舍弃与祖国的纽带以及对它的责任。所以在2001年，我又回到了白俄罗斯，重新在明斯克安下了家。”
但她对卢卡申科的批评，并未因此就有所收敛。“我们有理由羡慕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他们在摆脱旧时代的印记方面是最坚决也最成功的，现在他们享有更充分的自由。乌克兰也是如此。前几天我造访了基辅，在那里的大学，年轻人生气勃勃，对未来满怀憧憬。从十几岁的学生到人过中年的部长，许多人都在学习外语，他们告诉我：‘我们希望融入更大的世界。’乌克兰人不像白俄罗斯人那样依旧畏畏缩缩、瞻前顾后，他们的眼睛已经完全睁开了。”
就连不那么令她欣赏的普京和俄罗斯，看上去也还更有新鲜的活力：“25年过后，俄罗斯相较苏联时代已经有了显著变化，它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更高——尽管未必是资本主义中那些好的方面。而白俄罗斯还远没有从苏联的历史遗产中走出：红色文明消失了，但社会主义制度僵死的躯壳在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延续了下来。更重要的是，当你和这里的人们交谈时，你会发现：他们和25年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那样一种‘红色人类’。成为不自由的人是多么可怕啊，人们已经僵化在了过去的体制投下的深重阴影里，再也无法摆脱。”
更令她担忧的是年轻一代的命运：“新一代白俄罗斯人里最有活力、最具备独立思考意识的人，几乎都在国外。他们曾经在明斯克的广场和街头集会反对卢卡申科，因此被开除出了大学，在国内无法立足，只能前往西欧和北美。而当更年轻的一代人成长起来后，又会遭遇相同的命运。对白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个混沌的时代，他们看不清未来。”
某种意义上，甚至连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也被永久封禁在了她笔下的“二手时间”里。在那些充满道德意味而高潮迭起的记录里，在她对卢卡申科的激烈批评中，我分明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的影子。为什么人们最终选择的不是爱，而是鞭子加面包？她似乎始终对未能把握住90年代的浪漫主义岁月而耿耿于怀。在骨子里，她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渴望被拯救。
离开前的最后一分钟，我问了那个酝酿许久的问题：“曾经的‘冷战’结束了吗？历史会终结吗？”
“我们一度认为同一、均质的时代已经到来，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新的‘冷战’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看看今天的俄罗斯吧：它的政治家整天忧心忡忡，把周边国家统统看作敌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民族。这不就是‘冷战’思维吗？其他国家也不遑多让：西方世界依旧对俄罗斯感到恐惧，‘北约’正在强化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部署。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希望和期待，在25年之后重新被恐惧和担忧所取代了。”
“可惜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太短，我们或许永远等不到人类实现完全自由的那一天。最后我想说，历史没有终结，历史也不会终结。”
说完这句话，她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感谢张伊、马僡、张润嘉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文 刘怡 摄影 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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