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斯科特学生时代忙于恋爱，被导师抛弃，病急乱投医终于找到一位研究缅甸的老师愿意收留他。糟糕的是缅甸发生政变，他又不得不跑到马来西亚做田野调查。误打误撞，早期让他声名鹊起的三本书都是基于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而诞生。有人戏谑他，说这三本书是关于“马来西亚的农民、世界各地的农民、每一处的每个人”。
最后他终于有机会再次聚焦缅甸，《逃避治理的艺术》一书出版后，学界对他的评价达到了新的高度。该书跳出社会进化的分析路径和从国家角度看问题的方式，关注国家以外山地、沼泽等地区人民的历史，这种视角对于整体政治秩序的中层理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书中对国家、部落、认同形成的反思挑战了传统对国家、部落的解读。另外，斯科特广征博引、纵贯古今的行文方式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理解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重点研究东南亚Zomia地区的历史，这比单纯研究某一区域的历史要有说服力，比整体史研究更有的放矢。
对整体政治秩序的讨论，民族国家已然成为一个基本的讨论单元，而在此之上，则是对宇宙观的溯源，那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该书始终将国家置于一个比较的位置而非被其包容，同时放弃对各族群的宇宙观泛泛而谈，而是整合全世界各地区的民族志文献，对超于国家之上的山地民族进行一个全新的解释。从这个方面来说，将该书观点称之为政治秩序的中层理论并不为过。全书旁征博引的不仅仅是东亚与东南亚山地的材料，还包括安第斯山区、高加索山区、阿尔卑斯山区等地的文献。他让这些文献都为他热情讴歌的赞米亚世界背书。
所谓赞米亚（Zomia），Zo是遥远山地，Mi的意思是人民，包括地理和族群两方面的意义，斯科特使用Zomia一词指代从印度北部纳迦和米赞山区及孟加拉吉大港山以东的山地。按照过去对区域的理解，水域可以融合周边地区形成一个区域，山地则有分隔作用。Zomia是山地，居住其间的百姓在文化、语言上千差万别，作者将Zomia看作一个区域，强调其在河谷地区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和一种新的地域研究思考方式，在这里，和他们有关的一切：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颇有争议的口头传承文化，都可以被认为是精心设计来远离国家的控制。”人们更熟悉的观点是山地居民是文明与国家的弃儿，斯科特对此提出了挑战
书中重要的结论是：山地居民是国家统治秩序的产物，并且，是山地居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在国家建立过程中，族群相遇有三种可能的状况，那些被讨伐或攻击的族群，或是留下来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或是抵抗，或是逃离国家。山地居民并非生而为山地居民，他们是在国家的刺激下，或者被迫迁徙，从谷地逃到山区。典型的例子是苗族，蚩尤与黄帝之战就是他们不断迁徙的开始；但还有更复杂的情况，利奇在《上缅甸诸政治体系》一书中已提到，居于山地的克钦人与居于谷地的掸人，他们的族群身份并没有很明确的界定。克钦头人通过与掸人土司通婚，很容易获得一个掸人统治者的身份，而在克钦内部，贡萨（山官等级制）与贡老（人人平等制）制度周期性的摆荡既说明了政治制度的双重性，也提示我们，克钦族群认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斯科特比利奇走得更远，他认为包括克钦人在内，逃避谷地国家治理的山地居民与谷地国家的辩证关系是赞米亚地区共有的发展关系。
斯科特强调，山地与谷地空间上的双重比较，一是平面上与国家中心的横向距离，比如说边疆，一是海拔上的与国家中心的纵向距离，所以，“与其将缅甸想象成一个遵循现代国家绘图规则被清晰描述的连接成片的区域，毋宁将其看作地势的一个水平切片，大多数地区只是低于海拔300米，适合种植水稻且在宫廷控制范围内”。海拔超过300米，便不在统治范围了。
在斯科特看来，对农业结构的选择，跟是否接受国家统治密切相关。水稻的出现是国家形成的基础，水稻比以往的作物更有利可图，能养活更多的人，更利于储藏，也更有运输价值。前现代国家往往都在利于种植粮食的地方，国家也倾向于向有利于生产水稻的地方扩展。国家与生产水稻的地方之间是选择性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这种选择背后隐含的是政治关系，即国家需要谷物养活人口，同时需要大量人口居住在王宫附近，种植谷物、参与征战。山地居民选择“逃避农业”，即游耕、采集或游牧，相应的农业作物则是玉米、块根作物特别是马铃薯，这些作物单位价值低，不容易被征收，同时又特别容易保存。书中甚至提供了一份详细的“逃避作物”清单。斯科特完全不考虑农业作物选择的生态因素，而把目光放在集中在政治考量上，为此受到不少批评。
在史无前例的“6又1/2章”中，斯科特做了非常大胆的分析，就如同游耕和散居是为了阻止被征用的生存策略，社会碎片化和没有首领是为了阻止被国家统合，那么“同样，没有文字和文本也使他们可以自由操纵历史、谱系和清晰性，从而挫败国家贯彻其制度”。文字向来被认为是文明的指标，很多山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在历史上被污名化。斯科特用山地民族的口述史诗来说明，很多山地民族其实有文字，但是或者是自己不小心，或者由于缺乏先见之明，或者是背叛者的欺骗，文字和文本消失了。如今很多民族研究者面对此都会表达出历史的遗憾，而斯科特则提醒大家，如果考察山地民族的移民史，表达遗憾将是对历史的反叛。神话中文字和文本的丢失，对很多山地民族来说，是历史的真实，因为他们之前生活在谷底，甚至建立了国家。当迁移到山地时，文字的丢失是一种主动放弃的结果，只留下口述传统。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口头传统比书写传统在弹性与适应性方面有更好的优势”，也就是说，你忘了你从哪里来、你往何处去，那么，你的历史可以随时调整，如何调整则取决于特定的历史背景。
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将会刺激两个方面讨论的热潮。一是对政治秩序中层理论的探讨，即介于宇宙观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讨论，王铭铭新著《跨社会体系》在这方面也是一个积极的尝试；二是对分族写志研究者的思想冲击。现在的民族研究者和民族成员本身更愿意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费老在世，便对分族写志提出了挑战，首先他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但他强调的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互相滋养；其次他倡导藏彝走廊的研究。在斯科特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如今分道扬镳的各个民族，如傣族、景颇族、苗族、拉祜族，他们并非生而为傣、景颇、苗、拉祜，他们在历史上互为彼此。即使他们现在已经有着清晰的民族边界，如果把他们的史料做一个综合比较，他们的历史叙述、他们的生计方式，他们的政治秩序，似乎都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思考。这对民族研究是一个极大的补充。
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政治学、人类学双料教授。他很少称自己为人类学家，但该书却浸透了西方经典所焦虑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精华，或者说，走向了人类学对“小而美”的追求的新高度。大部分人类学学家通常是以个案来呈现世界大一统之下浪漫的逃避，斯科特则走得更远，他以赞米亚地区山地人民的群像来说明，逃避国家治理的艺术不仅历史久远，而且手段丰富并且看起来分布非常广泛。他一半时间做教授，教教课，做做研究，还有一半时间，如他所言：“我是一个农民，有一个46英亩的农场，大概养了25只羊，最多的时候有60只，多了我就卖掉。我还养蜜蜂，卖蜂蜜。还养了大概50只鸡。”他让自己也成了一个山地民族多元认同的践行者，在教授与农民两个身份间自由跨越。
（李伟华，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讲师，“人类学之滇”编辑）
文 李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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