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想明白了，接地气的本质，就是调整出一种心态。“搞不好那个心态，就一定不来内地发展”。
徐步高枪击案是曾经震惊全港的警员杀警案，从2001年到2006年，连续3起案件共造成4人遇害。香港警察王牌部门O记（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在5年时间里，共调查3667人，除了195名可疑人士之外，其余调查对象全部是警务人员。林超贤根据这一要案改编创作了剧本《魔警》。
在此之前，由他执导的警匪片《证人》大获成功，主演张家辉凭借该片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双料影帝；紧随其后，林超贤再度推出新作《线人》，获得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提名；相隔不到两年，《逆战》问世，林超贤身兼导演和动作指导，谢霆锋凭借该片获得金马奖影帝。
警匪题材的港片长盛不衰。在投资人和影迷心中，林超贤已经成为新一代警匪动作片导演的代表人物。《魔警》尚未问世，就已经吊起了不少人的胃口。“那个时候，你已经可以看到很多警匪片。一下子出现太多，再要找空间就会很困难。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再拍这种了。”他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接下来的新片，讲述了一位中年落魄的过气拳王，带着一个因父亲商战惨败变得一无所有的富二代徒弟，一起为尊严而战的故事。这就是《激战》。
在第33届金像奖，《激战》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11项提名；随后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世界焦点单元；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它夺得影帝、影后两项大奖。在内地斩获1.2亿票房后，它以4500万票房成为香港本土冠军。这次主动转型成功为林超贤赢得了资方更大的信任，拍摄体育运动题材才是他在连续执导警匪片的那些年始终没有放下的心愿，酷爱自行车运动的他已经酝酿了一部影片很多年。《激战》让他意识到，时机到了。
为青春打一次气
“我虽然骑了十几年自行车，很喜欢这个运动，但我不是专业骑手，它对我是休闲。”当林超贤坐在我对面时，我刚看完他即将公映的新片《破风》的最终版样片。“我的工作时常处于高压，平常我都会去做一些运动，让自己离开一下，对心灵也是很好的平衡。”《破风》讲述的是几位年轻而热血的天才骑手在一路征战的自行车赛事中，面对亲情、友情、爱情的一次次抉择和成长。
“破风手就是战场上的狙击手，他必须密切留意赛道上的风吹草动，目测风向和风速。”林超贤介绍，车队中爆发力最强的是主攻手，也就是领骑。更多队员担任的岗位是破风手，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行进在车队最前方，替冲线手挡住路程上的风阻，让他为爆发冲刺保留更充足的体能，因此他们通常会聚在一起形成主车群。另外，破风手还有一大任务就是诱敌。在比赛中他们会突然加速，对手为了不被拉开距离，也会派破风手迎战。如果诱敌成功，对手会被打乱正常节奏，提前消耗体能，影响冲线。
车迷们熟悉的场地赛、公路赛和奥运项目麦迪逊室内赛全部出现在了片中，实地取景囊括两岸及国外等地，腾格里沙漠和意大利特伦托自治省都成为主要拍摄场地。在片尾出现的拍摄花絮里，我看到片中的演员们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赛地摔倒，受伤。
“导演之前说他每天都担心会有人受伤，其实讲的就是我。”演员窦骁回忆拍摄经过，“特别是在冲线的时候，我性格会比较烈，在车手里面我有点急，就想抽离这个车群然后冲出去，很多时候就容易磨到前面车的后胎。”窦骁有两次严重受伤，其中一次是实拍时帮彭于晏破风。“彭于晏从我身边冲出去的一瞬间，我把我全身最后的力气传给他。因为当时距离有点远，他不在我正前方，一推我就推斜了，整个人往一边倒。我还要把车把转过来，一个前滚翻，我连车带人被丢出5米远，头盔都裂了。”另一位演员陈家乐也在拍摄时锁骨骨折。
“我已经拍了这么多年的动作片，但还没有一部电影，像《破风》这样有这么多人受伤。”林超贤统计过，拍摄期间剧组有八十多人不同程度受伤，“骨折的起码有五六个。差不多每一个演员都翻过车，现在演员身上留下的这些疤痕和烙印，是他们为这部戏留下的。”
在《破风》的电影说明书上，首页便是林超贤写下的话：前路艰辛，停下还是前进，完全取决于自己；赛道上如是，人生亦然。就算风雨有多大，我都无惧，这就是青春！就是破风！
“这一次，我在人物和故事的复杂性上，不像以前那么强，也不是在《线人》、《激战》那种社会环境下讲人性。但是青春，就是不一样的成长。虽然有本钱，但它的残酷和成年的人的残酷不一样。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部运动片，但看下去，你会发现它不单单是一部运动片，我增加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元素。”林超贤说。
在《破风》挑战自行车运动之前，林超贤用表现拳击运动的《激战》热身。拍完《激战》之后，他说感觉自己整个人被打开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之前我的电影比较沉重、黑暗，如果有一条线是林超贤比较阴暗的世界，那另外一个，应该就是比较阳光，比较有希望。我很怕一直创作同一个类型，那样你的心态可能总在一条线上，所以我自己真的需要两个世界去走。《激战》口碑不错，让大家对这种电影有希望。那个片子是说中年危机，为中年打气。回想一下，我竟然一次都没有拍过青春。所以，这次其实就是回到起点，为青春打一次气。”
如果你自己喜欢，一定会比别人拍得好
采访林超贤是在北京使馆区的一个酒店咖啡厅，就在我们聊得兴起的时候，大厅传来了《The sound of silence（寂静之声）》的音乐声。在《激战》里，林超贤也采用了这首歌，选用的是波兰歌手阿尼亚的翻唱版本。保罗·西蒙创作的这首传唱至今的经典，问世3年后，在1968年首次出现在电影《毕业生》中。那部影片是导演迈克·尼科尔斯对60年代美国社会和中产秩序的辛辣嘲讽，也是他用自己的方式为年轻的一代打气。
林超贤出生于《寂静之声》问世的那一年。20岁时，还是学生的他在暑期出来打工，给一个公司做信差。招聘的报栏并没有提到公司名，面试时才发现竟然就是著名的新艺城。那是他第一次接触电影，因为只是一个在大楼里跑腿的信差，他一天也没到过片场。中学毕业之后，他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做满3年，经原来在新艺城的朋友引荐，他进入嘉禾电影公司。
“老实说，我以前进入电影圈的时候，那个风气我很不喜欢。我碰到的都是比较老的一派，那种等级观念非常重，还经常耍你，弄你，比较低级。”一个做副导演的朋友介绍他进入一个新剧组，担任制片助理，帮导演选景，安排一些场景细节。那位导演就是陈嘉上，林超贤至今仍然尊称他为“师父”。“我师父他们就不一样，比较偏学院派，一家人一样，在一起讨论，那种工作的氛围比较大同，好像是一群刚出来但又充满热情的学生在一起工作。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留了下来，而且再也没有出去过。”
陈嘉上温文尔雅，在圈中有着公认的好人缘。“我师父提点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时他跟我说，如果你想做自己的片子，你必须要做你最喜欢的东西。”什么是自己最喜欢的呢？陈嘉上告诉他，“就是你去租影带的时候，一进店就去找的类型。”林超贤发现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好莱坞的警匪动作片。后来这成为他导演风格最显眼的标签。
“我师父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还给了我很多练习的空间。”林超贤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拍香港的飞虎队。这个特警群体在港片里司空见惯，但凡重案大案，必定有飞虎队出场。拍摄需要时，都是找临时演员的公司要几个人，穿一件普通衣服，戴一副手套，再套一个头套。开机之后，永远是车一到，跳下来，要么进门一通开枪走人，要么就是被反派扫射倒地身亡，就是跑来送死，怎么可能这样呢？他们用什么装备，穿什么衣服，都没有人研究。“
“我觉得只要你认真对待一件事或者一个简单的人物，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发现。”林超贤说。
90年代初期是港片黄金时代的尾声，陈嘉上和很多导演一样，一年拍几部影片。如今的香港影坛，只有古天乐们可以一年拍几部。当时，陈嘉上带队进入一个新剧组，林超贤一个人留在了公司。那时没有互联网，整整一年时间，他在公司搜集飞虎队各种资料，报纸、杂志、相关的书籍，还有影印的资料，贴满了整整一面墙。
“有一天师父跟我说，找到钱了，可以拍了。”林超贤提到的这部影片，就是《飞虎雄心》。“师父知道我对这个题材很喜欢，也准备了很久，所以当时所有关于飞虎队的戏份，他都放手交给我去拍。那是我第一次可以在现场去调度和控制。”
“观众总是喜欢看没有看过、超出他想象的东西，这个对他们永远会有吸引力；再就是，如果你自己也很喜欢，你一定会拍得比别人好。因为你不仅会拍得跟之前的人不一样，你还会带出里面的精神。”《飞虎雄心》在1995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
3年之后，师徒二人联手执导了《野兽刑警》。评论界认为这部影片超越了陈嘉上之前的警匪片。如今回想，对问题警员的丰富塑造、对香港社会现实和极端环境下人性困境的深度关注，还有镜头语言上对视觉冲击力量感的追求，已经不难看出林超贤后来警匪片的影子。该片获得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
搞不好那个心态，就不来内地
“那个时候，我们拍戏的气氛真好。”林超贤感慨从前，他在当年还客串了不少戏的演员角色。“其实我不是演员，当时我是做副导演，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解决很多突然出现的问题。比方说导演今天突然有了新想法，但昨天晚上发通告可能没有想到。这场戏要加一个人，临时怎么去找？只能是自己上，很多时候都这样。有时候武行也是，我自己就经常摔楼梯。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态就是一定要帮导演解决问题，一定要让导演拍到他想要的。”
“从前我们拍戏都用胶片，今天可能拍多了，胶片就不够。马上就打电话，谁在附近，还有多的胶片。马上就去拿过来，那种互帮互助的感觉很强烈。”林超贤看看窗外，“现在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觉得现在的电影圈很独立，没有以前那种氛围。以前竞争没有这么强烈，大家都很简单。好像那个时候拍什么，票房都不是问题。以前我入行的时候，看到大家都认为一个戏很不好，但是也卖钱，那个导演照样一年可以拍五六部。你看以前香港一年可以拍四百多部电影。现在，竞争的味道太强了……以前一个公司一年可以做20部，现在只有5部。香港的投资方就那么几个，大家拿方案来，你拿到了，别人就少一个……”
伴随着制作量的持续萎缩和地产租金暴涨，香港的院线愈加低迷。“香港的电影院也没有死，但是越来越小。我们有两家IMAX，应该就是三百多到四百个座位。铜锣湾以前有很多戏院，现在就两家，空间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内地院线建设突飞猛进，以银幕数激增和票房不断井喷为标志的市场效应以及产业规模日渐扩大。在刚刚过去的7月，内地电影票房接近55亿。越来越多的香港影人北上从业。
“大陆的市场这么火，工作人员的价钱抬高了很多。内地现在开机的戏也多，但是工作人员就只有这么多。于是就加钱，一下子，很多人就突然跳到了另外一档的价钱里。你拿了这个价钱之后，就不会再拿原来的那个价。突然大家好像在抢一样。这个生态很危险，因为大家都只顾着抢眼前，不看一看长远。”林超贤说。
《线人》拍摄于2010年，他算了一下，如果今天再拍一次，成本差不多要翻3倍。我问他：水涨船高的这3年，你的名气在内地也越来越大，片酬有没有翻3倍？
“没有啦，怎么会翻3倍？很简单，工作人员可以选择，你不给，他给，我就去他那边，而且他一年365天都可以工作。我们做导演的不行，我们要创作，要过很多的难关，找投资，说服投资，找演员，说服演员……你一年可能做的电影最多就一到两个。这跟工作人员不一样，今天你谈不拢，我就去别人那里；两个月拍完了，我再去另外一家。所以他们没有考虑我们的现实问题。”
港产影人北上大军中，林超贤算是到得晚的。他一直在关注和思考一个问题，也是他在内地听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地气。那个地气到底是什么？怎么才能接上内地要的地气？后来他想明白了，接地气的本质，就是调整出一种心态。“搞不好那个心态，就一定不来内地发展。”
接下来，他即将启动新项目，也是他完全北上的新片计划–拍摄湄公河大案。“那个对于老百姓来说，肯定是一件大案。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愤怒，怎么可以让13个人死得不明不白。还有一点，它是在国外办案和实行抓捕，和在国内还是不一样，老百姓就不会带着本地的观念去看它，所以我才敢拍。”林超贤透露，已经和公安部谈了一年多，“他们给我的空间很大。”
“我相信每一个导演都会想求变，每一次拍摄也一定会想这个问题。但到底什么是变？在什么层面上求变？有一些导演面对某一种类型，最容易获得投资人对他的信任。比如说，投资人觉得你拍动作电影很好，拍古装很好，可能你拍过一次时装，票房和口碑不太理想，然后大家就对你拍时装没有信心，你还是拍古装好了。我相信就算是这样，每一次拍古装导演还是会求变。但那不是我想象的，真正的变是要把你整个之前的东西换过来，才有变的意义。”
“当然，你每一部电影如果有成绩，有口碑，老板对你的信任会加大，外地片商买你片子的兴趣也会大，你就可以想象下一个项目预算会拉高一点，你可能就能够拍一些再大的电影了。为了拍你想做的，就得拿到那个本钱。我觉得我们这一行，最有意思的可能就在那里吧。”
本刊记者 余楠 实习记者 孙德俊 发自北京/编辑 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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