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认为，在数字时代，人的记忆等认知能力的外化是一种解放，美国学者艾比·史密斯·拉姆齐则担心数字记忆的不稳定性会造成历史的空白。
记忆外化是一种解放？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把从小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的人称为“拇指一代”，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机让他们能够随时查找信息。在他看来，这是人类知识客体化、认知能力外化的一场重大革命。“从前，知识的载体是智者的身体，吟游诗人也好，非洲巫师也好，他们是一个活生生的图书馆。渐渐地，知识在客体化，首先出现的是卷轴或羊皮纸，即书写载体；继而，从文艺复兴开始，出现了纸质书籍，即印刷载体；到了今天，又出现了互联网。”人有记忆力、想象力和理性这三种认知能力。“从今以后，这三种认知力大部分已经在电脑中客体化了。首先是记忆力，被压缩在电脑芯片里，无论是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其次是想象力，如今画面是由电脑制作的，它们在网上大量传播，比我们脑子里的画面要多千百万倍，精确千百万倍。最后说到理性，我们还是通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但并不妨碍软件在理性方面取得远远超越我们的成绩。”
塞尔认为，认知力外在化之后，我们摆脱了认知的负担，“留给我们的是创造性和适应性”。在古登堡之前，一个人要想从事历史研究，必须对修昔底德和塔西佗了如指掌；对物理学感兴趣，必须熟知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那些力学家；若想在雄辩术方面出类拔萃，则必须对德摩提尼和昆体良无所不知。从经济的角度看，大脑记住一本书在图书馆书架的哪个位置，要比记住书的内容更节约成本。如今没人再需要记住那个位置了，搜索引擎承担了一切。
有人担心网络会降低人们的记忆力和专注力，对此塞尔不以为然，他说：“我的朋友、史前史专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说，我们曾经是四足动物，从某个时候，我们站了起来。有人说，哎哟，这下可麻烦了，两条前肢失去了部分支撑功能。可是我们发明了手！人在四肢行走时，嘴巴曾经行使抓取功能。一旦手收走了抓取功能，口就失去了这个作用，可是手和口被解放之后，人又发明了工具和话语！每一种丧失的背后，都出现了一种新的能力。对文字的发明、印刷术或数字化的发明，道理也是一样的。文字革命发生时，人们发明了几何学；印刷术革命发生时，人们发明了实验科学，因为这时人们的脑子空出来了，可以用来观察正在坠落的物体。发明印刷术之前，物理学家必须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熟记在心。因此他工作时，脑袋是完全被塞满的。后来突然有一天，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印出来了，物理学家做了什么？他只是看着苹果掉了下来，发明了数学物理。”
塞尔认为，每一次媒介革命都曾引发人们的担忧，但都被证明是多余的。比如在启蒙时代，莱布尼茨就担心不断增多的图书会把我们推入一种野蛮状态。他在1680年说：“我担心我们将长久陷于因为过失而落到这种混乱和贫乏的境地。我甚至害怕，我们无谓地耗尽好奇心之后，不仅没能从我们的探索中获得身心愉悦所需的好处，反而对科学产生反感，人们甚至可能彻底绝望而跌回到野蛮时代……作者多如牛毛，哪一天真的汗牛充栋了，就会使作者们全都陷入整个被遗忘的危险，那种在研究工作中给人以激励的对荣誉的期待也突然中断；从前人们以当上作者为荣，到那时，也许就会羞于自己的作者身份了。”
塞尔把认知能力外在化之后的人类比喻为“无头人”。他讲了一个故事：在图密善皇帝下令迫害基督徒的年代，卢泰西亚发生了一个奇迹。罗马军队在那里逮捕了巴黎主教德尼。德尼被囚禁在西岱岛，受尽酷刑，最后被判处死刑，推到蒙马特高地斩首处决。出于懒惰，大兵不愿意爬那么高，于是在半路上处决了他。主教人头滚落地上。可是，身首异处的德尼却重新站了起来，他拾起自己的头颅，拿在手上，继续往高坡上攀爬。军团士兵们吓得四处逃窜。
听了这个故事，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无头之躯怎么还能向前行走？身体没了眼睛怎么辨别方向？身首两处，二者如何保持配合？但塞尔说，如今每天早晨当我们打开电脑，我们都多少有点像德尼：“把自己装得满满的头割了下来，放到电脑上。被割下的头里面储存了大量信息，同时却不失为一个健全的头脑，因为各种搜索器在里面接连打开文件和画面。”
集体记忆的未来
记忆的外化影响的不只是某一代人。10多年来，美国历史学家艾比·史密斯·拉姆齐（Abby Smith Rumsey）跟美国国会图书馆一道，设计“辨认、收集和保护有长远价值的数字内容的国家战略”。她在《当我们都不在了》（When We Are No More）一书中说，随着我们知道、制造和体验的东西都被记录在虚无缥缈的云端，我们将给后代留下什么？我们往往以为记忆只是纯粹的精神现象，是发生在我们心灵中的很轻飘的活动。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科学家发现，我们的感觉和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对动物来说，记忆是一种寻找行动方向、认识世界的方式，记忆这种功能依然跟身体及其周围的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有时走几步就能帮助我们想起一些东西。
拉姆齐提醒我们，最伟大的记忆系统是宇宙本身。自然把它的历史嵌在了物质之中。在19世纪初，科学家们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考察地球和星星来解读自然的记忆，由此我们加深了对宇宙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理解。地质学家发现，暴露的岩石中的岩层讲述了地球发展的故事。生物学家发现，植物和动物的化石揭示了生命演化的秘密。天文学家意识到，透过望远镜他们不仅能够看到远方的东西，还能看到过去的东西，瞥到存在的起源。
一个社会使用的记录、保存和分享信息的方式将决定其遗产是丰富还是贫乏。不管是通过壁画还是社交网络上的帖子，我们人类总是热心于记录我们的经历。但我们却不那么热衷于为后代保护那些记录。在选择媒介时，人类往往会用耐久性换取可传递性。我们专注于当下的满足，所以更喜欢那些方便、快速的媒介。所以轻质的纸卷取代了沉重的土板，电子邮件取代了书信。壁画也许能持续一千年，但社交网络上的帖子能让你迅速得到许多称赞。
我们正在用数字手段取代物理媒介，我们能迅速获取无限多的信息，但这也会带来麻烦。数字记忆无所不在但非常脆弱，它有着无限大的范围，但非常不稳定。确实，一切媒介都会衰退。黏土会开裂，纸张会破碎。不同的是，现在我们的文化记忆被嵌在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技术系统中。这个系统的任何变化都会使记录变得无法读取。一本书在书架上躺几百年之后仍然很容易解读。破解它只需要一双眼睛。数字文件就很挑剔，操作系统、软件或文件标准的变化就会把它们变成乱码。拉姆齐警告说：“如果不多加小心，21世纪的历史就会充满巨大的空白和沉默。”
主笔 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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