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在1985还做了件很重要的事——开了“私人照相簿”专栏。这个专栏的想法是刘心武在当时西单西绒线胡同口的义利快餐厅，以很含卖弄的目光，告诉我与上海的谷白的。那时谷白还在《萌芽》，他拉我想编一本高端文学刊物，希望刘心武能打破传统的文学表达形式，刘心武就提出了这个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专栏。那年代想编刊物可不容易，之前我与谷白合作，曾编过一本没封面，售价仅两毛，形式上模仿《中华活页文选》的《文学白皮书》，是文联出版公司刚创办时，找到当时的总经理李湜，以书代刊，用书号出了20期就停刊了。编这本高端文学刊物当时很令我兴奋。刘心武谈设想与交稿子，我们的约谈地点，都在西绒线胡同。当初开的这第一家“洋快餐厅”，主菜记得就是盖浇牛肉饭，一人一个托盘，饭后有咖啡。刘心武交的开篇作是《影子大叔》，提供的是他叔叔的照片。还记得他给每张照片都配有令我击节称好的图说，图说之重要性，是从那时种在我心里的。那时刘心武时时有出人意外的想法，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拓展文学的外延问题，认为传统文学的表达类型亟待突破。
可惜的是，谷白当初到福建，似乎是鹭江文艺出版社，最终未谈成以书代刊。设想流产，他就把这个专栏带到了《收获》，从1986年第一期起，延续到1987年。现在回头看，最有意思的还是开端第一篇《影子大叔》与第二篇《留洋姑妈》，有带体温的私人性。之后写他人，照片很难保证有层层深入的质量，缺了私人性，就很难有贴近的情愫。而老照片本来尺寸就小，印刷在凸版纸上模糊不清，也可惜了。
其实，确定到《人民文学》后，刘心武也就无心认真经营这个专栏了。刘心武到《人民文学》，与王蒙的方式不同，他先以副主编身份过渡了半年，筹备这半年，希望能突破王蒙而亮相。突破王蒙的定位，《人民文学》在形式与内容探索上都需要更大的宽容度。而他自己，还真用了半年时间，一页页地写一本《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手册，非常细致地分辨、明确每人、每一岗位的分工、工作职责。这个工作，我主编《三联生活周刊》后也屡次做过，却最终都无耐心做完。
这半年里，刘心武介入编辑，先在第七期推出了香港施叔青，那是一篇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小说，但他说，好小说的味道不在浓。然后第九期，推出深圳一位新的女作家刘西鸿，以她的《你不可改变我》为头条。这篇小说的主角是一个个性硬朗、桀骜不驯的新女孩，记得刘心武当时特别看中她笔下年轻的都市气息。在他看来，这个刘西鸿代表着比刘索拉更年轻，相比而言，刘索拉老了。记得他当时笑眯着眼，特别强调这篇小说开头结尾的粤语“多有味道啊”，“啊”是挑着眼的问号。这一期二条是高行健的《给我老爷买鱼竿》，老爷其实是祖父，一篇手法娴熟的意识流，鱼竿联结着老爷、童年、故乡。从鱼竿转轮能联系到左轮手枪、老爷的猎枪；从鱼竿到河、院子、枣树、老爷的鸟，联结着乡愁。顺着鱼竿寻找，家乡变了，找不到了。想象力精细绵密，结尾甚至对比电视转播联邦德国与阿根廷的足球赛，亲情都在背后。高行健的小说中，其实我更喜欢1984年经我手发的他的中篇小说《花豆》，牵系的深情：细雨濛濛中的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那荡秋千时像伞一样绽开的裙。她在板壁后洗澡，板壁后的水声与擦肥皂的声音，是深留我印象中的温馨细节。高行健写两人错位，错位后回味的感伤。那时刘心武与高行健走得很近，他信服高行健的艺术感觉。
刘心武其实是在80年代的转折点上接的《人民文学》。但那时我们的兴趣都在讨论所谓的“纯文学”上，我们竟相信真有一种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所谓“纯文学”。那时我对好小说所持的标准是，能够超越简单的社会反应，它的表层是对故事的叙述，读者阅读的故事其实是它的叙述方式。而这叙述所表达出的意象，最终要看有没有哲学内涵，意象决定氛围，内涵决定故事的深度。刘心武给了我过度的信任，让我负责他作为主编亮相，整个小说的“配菜”。他沉浸在“更宽容、更开放”的思维里，希望最大程度地体现对文学内、外延的拓展，完全没意识到此时80年代早已“日过午”，于是就有了《人民文学》的1987年一、二期合刊。
一、二期合刊当时是集中了各种最新锐的作家与类型：莫言的《欢乐》、杨争光的《土声》、马原的《大元与他的寓言》、刘索拉的《跑道》；福建北村的《谐振》、云南姚霏的《红宙二题》、广州叶曙明的《环食·空城》、四川周忠陵的《扳网》、上海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当然还有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些小说，好几篇是提前组稿，留存到一、二期推出的，比如莫言的《欢乐》与马原的《大元与他的寓言》。《欢乐》其实是描写莫言自己如何挣脱贫困农村，伤痕累累的过程，母亲是一种象征。当时看中它，是因它把莫言那种纠缠如麻的语言超凡繁衍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语词纠葛如密不透风的热带雨林，我以为这正是莫言的特点。而马原的极疏朗则与莫言的极繁密形成强烈对比。马原当时醉心于叙述结构出的意味关系，“寓言”这个标题，寓言赋予意味，换个角度，就是游戏的陷阱。小说中的大元与陆高，是马原自己的童年与成年；南京李潮与江西的金岱，是马原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沾沾自喜于角色转换的叙述效果，让你揣摩其玄机。而杨争光质朴的农村写实又与他们形成对比：《土声》三个短篇，第一篇写干旱与压抑的直率的性；第二篇写儿子因父亲当众让他“丢人”轻易的死；第三篇写一个农民一见所怕之人就尿裤子。这些小说确实都挑战了当时的接受能力。
一、二期合刊中的杨争光、北村、姚霏其实都是《中国》推出的作者（还有刘恒，他的《萝卜套》因交稿晚了，未赶上合刊发稿）。那时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尚未崭露头角，刘恒、杨争光、北村、姚霏在1986年最受关注，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都发表在《中国》上。格非那时还叫真名刘勇，其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也发在《中国》上。《中国》是以丁玲、舒群的名义，在1985年申办的刊物，但因丁玲、舒群年事已高，实际主事的是副主编、诗人牛汉。《中国》因此迅速集结了一批年轻编辑，北岛也因严文井帮忙，安排了进去。于是，本是为老作家提供园地，到1986年变成最前卫作品的阵地。结果，丁玲于1986年3月去世，9月这本刊物就被明确要求停刊，10月编辑部不顾阻拦出了终刊号。刘心武在政治上是极不敏感的，《中国》停刊其实已经是一种清晰预示，如果他敏感一些，1987年《人民文学》一、二期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而我当时一心钻在“纯文学”可拓展的幅度中，还在为这些小说能集中在一起而兴奋不已呢。（未完待续）
文 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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