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昉苨
康熙三十二年，皇上高烧不退，宫里各色人等彻夜不眠，太子开始监国。恰巧几个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溜达到了北京，向宫里人一打听，嘿，这症状好像是疟疾啊，给点儿奎宁不就能好了嘛！
这传教士笔记中的“奎宁”，可不是后来我们熟悉的、西医常用的片剂。“奎宁”本身据说是秘鲁语中“树皮”的意思。17世纪初期，西方人从南美洲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的本事，随即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垄断了南美洲金鸡纳树皮的生产。
于是传教士们捧着树皮进皇宫了。
每次只要想想清末朝廷闭关锁国后，满朝文武没几个搞得清啥是“英吉利”啥是“法兰西”的局面，就会觉得康熙年间皇室与耶稣会传教士的这种亲密关系很奇妙了。皇帝端坐在宫廷中，能了解人类文明所有的精华，对几何、天文、地理乃至人体解剖学都有研究。为什么接下来这个国家的走向却会是故步自封，一路落后呢？
在康熙三十二年那个皇帝深为疟疾所困的夜晚，西方文明再一次发挥了它的“神效”。宫里先是找来另外三个发烧的病人，按传教士说的，把树皮研磨成粉，混着酒给他们服下。三个人全都康复了。
但这事儿还没完。太子闻知此事，把那些想着用西药的“冒失轻率”的大臣骂了一通：要是有什么其他看不出来的害处怎么办？于是，高层人士为政治责任纠结了起来。根据传教士的笔记，有四个大臣最后豁出去，为了向太子证明没啥好怕的，以身试药。晚上6点多钟，太子亲手调了药，大臣们喝下就睡觉去了，只有皇帝在病痛折磨中又过了一天。
到第二天凌晨3点，一夜没睡好的康熙打听了一下，那几个大臣还睡得好好的呢！于是他直接就把药吃了。天一亮，病就好了，皇帝还在等再次发烧，等来等去没等到第二次。
“整个皇宫都陷入了巨大的喜悦之中。”传教士得意地记载道。
那一刻，传教士看到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曙光了吗？
西方科技昌明，皇帝对此想必最有切身体会。既然如此了解，那么让他接受上帝，也是指日可待之事吧？
至少传教士们在笔记中一直抱着这种希望。与后来的西方人不同，那时的耶稣会传教士从不吝啬对东方文明与中国皇帝的赞赏。康熙是如此好学、聪颖而又谦逊，他与传教士能如师生一般相处，一起研究天文地理。消息传回欧洲，文人大哲们也纷纷称赞东方的开明，“东方热”席卷欧洲，伦敦暴发户的标配，就是家里有一套雕着龙的“山寨”款中国家具。
西洋医学亦开始盛行于清朝宫廷，武英殿的露房被辟出来，专门摆放“西洋药物”。
还有一种神奇的“西药”名叫“德里鸦噶”，也是传教士进献的，功用是“包治百病”。但凡阿哥臣子突染什么久治不愈的毛病，太医就会无视御药房，转而向皇上讨一味西药来吃吃——服用方法还是依照太医开的方子：德里鸦噶解毒化疹，兼用西瓜津清其烦热；讨用德里鸦噶，兼用理中汤医治……
所以，那时候的中医、西医，并不像如今这般泾渭分明，或者说，真正与中医截然不同的，不是所谓“西医”，而是现代医学。
而恰恰是治好了康熙皇帝的金鸡纳树皮，在欧洲，一点点撬动了统治西方医学界近两千年的盖伦主义医学。古希腊医学家盖伦推崇的“四体液说”，从气、水、火、土四种基本元素的特性入手来治病，一直被西方人所信奉。因为相信生病的人总是“热”而且“湿”，于是病人在发烧时被排出又热又湿的体液就成了一种治疗方法——那年头，欧洲的富人常常会被医生放血放到晕厥，可以肯定，康熙一定也从传教士那儿听说过放血疗法。
但那时的西方医学解释不了金鸡纳树皮为何会对发烧产生疗效。
也正是康熙年间，欧洲的化学家与生理学家开始将医学思想发展成为一种精确的科学。人们尝试着用实验去证实结论，揭示真相。而做实验，似乎也是康熙皇帝的兴趣之一。
是的，那个现代文明蓄势待发的时代，我们也曾见证。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事物的影响力，在当时的中国，从不曾迈出宫廷半步。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康熙朝似乎与现代文明的萌芽擦肩而过，皇室成员享受过它带来的便利，却不曾意识到这些新知蕴藏的力量。但回头想想，欧洲社会里学者争相研究金鸡纳树皮之奥秘的场景终究不会出现在当时的清帝国，就像“德里鸦噶”，就算它效果再神，也仅是与西瓜津配合使用的一味药罢了，谁关心它究竟为什么起效呢？
文明漫不经心地交汇过，又各自朝自己的方向散开。落后，总在最兴盛的时刻被写下。
（陈海蓉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1月28日，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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