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你似乎很专注20世纪初的亚洲西画和西画艺术作品，你认为它们之间是否有一种对照关系？这对音乐有没有影响？
姚谦：这么说吧，我主要收藏的就是1900年开始的泛亚洲作品，以华人居多，其次是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都有收一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亚洲开始接受西方。亚洲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逐渐半被迫地开放。因为殖民的关系，亚洲人开始吸纳西方的美术素材，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标准。我觉得美术史是最诚实的历史，比文字诚实，它也是一个共同完成的历史，可以还原出当时更真实的状态和心态，所以我对这个题目是感兴趣的。以前的台湾经济很好，我们买印象派画作，买台湾很红的画家的作品。那时候我有机会看到了大陆的油画和水墨，徐悲鸿的画价码很高，我就收了下来。我拿它和我阅读的文学对照，比如艺术家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
音乐和艺术是相互感染的，比如18世纪末对19世纪印象派绘画的影响是渐进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相机的发明。有一段时间，我思考唱片业，感到非常困惑，经常赔钱，制作艺人很难成功，于是我就想到了那个时期，在没有唱片的时候音乐家是怎么生存的，他们的作品是如何保留以及流传下来的。像美术一样，西方建立起一种标准，而亚洲人大多是从中途开始学习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本人经历了黑胶、磁带、CD、数字等音乐媒介的更迭，你怎么看这些变革，以及变革后的创作方式？
姚谦：19世纪工业革命导致了唱片技术的发展，说穿了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商人想出的生意模式，新的方法造成音乐产业，产生了新的价值。我是听着唱片了解音乐的，然后听着唱片进入了唱片行业，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误以为音乐就是唱片，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在没有唱片出现的时代，音乐是贵族独享的。唱片打破了阶级，使大家共享。今天，数字音乐又打破了那种垄断，但是仍旧有新的资本出现在其中，让它成为垄断。
我经常告诉自己，不要用唱片思维去想现在的数字音乐，唱片也是一种经历，至少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生产音乐的模式。我最近常常鼓励那些还想做音乐的人，让他们结伴创作。音乐是来源于生活，并不是为了生产。特别是在大陆这边，以前卖唱片，现在卖点击，目的性太强，不会唱歌的人也懂得丢出一个让人瞩目的话题，但是这个也无可厚非，它就像一道菜的摆盘，也是重要的。
我鼓励音乐人一起创作，更多是回到你生活里面去创作，以前说创作是孤独的，但现在创作不一定是孤独的，但是所谓孤独，小群体也是一种孤独。创作回到生活是一种很重要的原因，不要说只有中国，整个亚洲都要经历，现在我们重新学习什么是音乐，怎么把音乐回到生活，回到真实的情感里面，发觉最终要影响人的，还是人自己内心的情感。结伴创作像是90年代的特质，要有分享性格，交流的意识比较高，但是分工不要太明确，把生活的故事一起表达出来就好。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你的书里写到了音乐的黄昏，因为现在很多新的独立音乐人创作的困难可能是一张唱片、一首歌不像过去那样被流传很长时间，可能大家在几分钟之内听了一首歌，讨论了几分钟，就过去了。你大批量创作的年代是流行音乐最好的年代吗？
姚谦：唱片不一定是，生意产值是最快速的，它会针对我的一首歌买单，或许是最好的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是80年代开始？
姚谦：大概是80年代末期开始，90年代是高潮，9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衰退，到2000年就快速、剧烈地消逝。
三联生活周刊：它的衰退肯定不光是因为MP3这种数字音乐、流媒体的出现。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吧。
姚谦：我那时候看数据，MP3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我们现在回头客观地看，在一个看似繁华时期，我们的净获利也未必是高的，因为成本也很高。数字音乐事实上更贴近生活，我们只是当时不清楚世界如何发生了变化。唱片，或者音乐的媒介有时候让我们忽略了音乐应该是一种体验，几年前我到北京的时候，我站在亮马桥，当柳树垂下的枝条恰好摸到我的头，我就知道北京的春天到了。冬天，我站在街上，发现下雪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冷，我盯着雪花，看它们一片片打着转飘下来。然后我尝试着把自己分裂成两个角色，写《脚趾上的星光》，就是为了让音乐可以贴近故事。我在乐视的时候常常想，现在这个产业又回来了，只不过不是唱片了，可能是视频、音乐剧等产品，而它的核心主题还是音乐。
三联生活周刊：听音乐也是一种阅读，你有没有觉得这种阅读的速度比以前快很多？以前我们买唱片听音乐是有仪式感的。大家买唱片，会看内页，然后放在唱片机里，这张唱片机里只有这一张CD，你会从头听，听它的顺序，但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出单曲，听众就给歌手一首歌的时间，好像大家也习惯了在几分钟内去评判音乐的好坏，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残忍？
姚谦：仪式感绝对是重要的，它可以延续音乐的生命。要想形成仪式感，一定要有些准备，有些态度，唱片是实体的，它是一种丰富体验的阅读。其实，我不是很担心仪式感的消逝，因为仪式最终是要被替代的，因为仪式是人类物质需求被满足后才会追求的事情。我担心最多的，是我们的平台都是快速的，你快速浏览，快速获取音乐资讯，几百个音乐人在你眼前，你敲一下键盘，就换掉了几百人，这或许也是一种仪式，但是当我们面对音乐的时候，心态已经变了；音乐人在创作时，如果少了些共鸣，聆听时的仪式感也会缺失。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听爱情歌曲？是因为大家谈恋爱或者失恋的时候，才会在音乐里找到共鸣？
姚谦：今天我看到有个年轻的妈妈，跟她的小女儿讨论爱情故事，我得出一个结论，爱情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我相信爱情不仅是荷尔蒙的原因，它更多反映的是你的价值存在感。友情和事业也会反映这种存在感，但是只有爱情这个存在感是最需要被共鸣的，或者最容易得到共鸣的。坦白讲，似乎只有爱情之歌，男生、女生，不同年纪，都有不同的回忆，你更容易在里面找到安慰，或者得到纾解，我想这是情歌不败的原因吧。当然，回到唱片上来，我必须说，情歌是最卖钱的，为什么呢？人在荷尔蒙激增的状态下的消费是最强的，荷尔蒙活跃的时候就是你花钱最踊跃的时候。
三联生活周刊：我刚才说的情歌还是伤心的情歌，快乐的好像没有那么打动人。
姚谦：这些年来，我们说的港台情歌，大多是苦情歌、悲情歌，好像台湾尤甚，好像我们很喜欢关注悲剧角色，可能是这种故事给人印象深刻，更容易流行吧。
从音乐上来讲，悲伤的歌，比如刘德华的《忘情水》，从他的声音到表演，你都能感觉到有一种情绪被发泄掉了，流行音乐的很大一部分功能性是情绪的输出，这里有男人的悲切，女人的柔情，欲迎还拒的悲情。台湾还有很多自恋的成分，大陆也有些英雄式的自恋。再看日本的流行歌曲里有很多无奈的情感。通过这些，你就能发现不同地区的文化、情绪，以及多数人的性格。
对于情歌的创作，大陆这边的音乐作者往往需要给故事一个说法或是一个结局。台湾的写法会开放很多，感觉大陆的听众喜欢看到一个圆满的爱情故事，但是悲伤情歌之所以受到欢迎，就因为它在生理上是不圆满的。写凤凰和鸣的情歌比较少也是因为它不需要张扬，所以说悲情歌可能是在为下一段宣誓，或是为上一段做自我疗养。
三联生活周刊：你最近听得比较多的，关注的音乐人有哪些？
姚谦：陈粒我挺喜欢的。她找了个经纪人居然是我认识的朋友，也是好妹妹乐队的经纪人。我觉得她的音乐太珍贵了，在那么糟糕的环境录出那么可贵的声音，虽然不是很细腻。我觉得艺术创作者的先行是必要的，我觉得她有这个可能性，而且这个姑娘有这样的勇气。所以我也经常提醒好妹妹乐队，要注意了，你们现在有成功模式了，已经知道大家喜欢听什么了，那种已知未必是一个创作的好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心里，音乐存在好音乐和坏音乐的分别吗？
姚谦：没有。我现在是越来越诚实，我有明确喜欢或不喜欢的音乐，但我认为那不是音乐好坏的标准。我有我听的上限和下限，那是我的涉猎范围的问题。我到40多岁的时候突然想明白，我要跟我不喜欢的人完成一件事，鼓励自己，这是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或者说奸诈一点，更圆滑的方式。我很快发觉获利最大的是我自己，因为我开始在扩大我的可能性。我开始能看明白一件事，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很容易跟自己相近的人处得好，甚至就习惯了，以为这就是结果，这就是世界。但是我常常觉得那多可惜啊，生命在中年以后大半就浪费了，所以我也愿意跟我曾经不欣赏的人在一起，后来却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实习生糊糊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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