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偏执心理，玄机在于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与俄国互有进退、周期性交换领土利益的模式，被“二战”的结果彻底终结。但日方的诉求在国际法上缺乏足够依据。
不是第一次，不会是最后一次。
5月20日，在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时，普京对媒体表示：俄方愿与日本政府就签署和平条约等问题展开对话，包括讨论争议领土的解决，但不会基于单纯的经济原因向日本出让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主权。11天后，向来以强硬姿态示人的俄外长拉夫罗夫又对总统的表态做了进一步补充：1956年由苏联提出的将南千岛群岛中的齿舞、色丹两岛移交给日本的提议依然有效，但必须以日本承认“二战”政治结果，并和俄罗斯缔结最终和约为前提。在日方并未表现出足够善意的情况下，俄方并不急于缔结和约，因此“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交出南千岛群岛”。
俄罗斯政府的表态在普京将于年内访日的消息放出（5月17日）之后不久传出，显然是为了给两国元首的正式会晤画出“红线”——莫斯科虽然寄望于通过改善对日关系在欧美的制裁壁垒上打开缺口，但并不乐见安倍晋三利用敏感的领土问题来提升在国内的支持率。今年5月6日，安倍曾在索契与普京举行非正式会晤，共同社随后报道称日方在会谈中提出了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新方案，显然是安倍意在利用俄罗斯的经济困境突破长期徒劳无功的领土问题，作为自身长期执政的筹码。而俄方的强硬表态，则延续了去年中俄两国关于“二战”胜利及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联合声明中的论调：“二战”的胜利成果尤其是因战争导致的领土和国界的变化不容篡改，这是日俄谈判的前提。
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日俄北方四岛争端，表面上仅涉及南千岛群岛的择捉、国后、色丹、齿舞四岛的主权归属，实际则是18世纪以来两国在北太平洋展开的领土争夺和博弈的冰山一角。这场博弈不仅囊括了千岛群岛的北、中、南三部分，还与远东第一大岛库页岛的政治归属有关。整个19世纪，日本通过两次双边条约获得了千岛群岛的完全控制权，并在1905年日俄战争获胜后一度占据库页岛南部。但在1946年，作为“二战”胜利后远东秩序再安排的一部分，库页岛和整个千岛群岛被并入苏联版图，使日本失去了通过领土交换重回北太平洋政治中心的资本。东京长达70年的愤懑即因此而来。
排除挑拨民族主义情绪带来的国内政治红利不论，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于其诉求不仅缺少连贯的国际法依据，而且对“二战”结束后全球领土和国界调整的合法性构成了挑战。故而在1956年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所谓“北方四岛争端”仅仅表现为东京单方面提出解决方案并炒作话题，俄方却反应冷淡的状态。可以预见，在普京公开表态“不会将日俄经济和政治往来与领土问题挂钩”的2016年，这场徒劳的口水仗还将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并继续充当必要时的内政“炮弹”。
北太平洋博弈
1807年4月23日清晨，日本江户幕府的直辖地——虾夷地（今北海道）东北外海择捉岛的山民突然发现：有两艘来历不明的商船正缓缓驶入小岛南部的内保湾。他们赶紧跑到择捉岛中部的纱那村，通知驻扎在那里的箱馆奉行（守备官）的代表。负责警备的官员关谷茂八郎集合岛上的200多名藩兵，翻山越岭朝南方前进；但在他们抵达内保湾之前，神秘商船派出的一支小分队已经登上海滩，闯进留别村的守备藩兵的值班屋，将5名藩兵连同口粮、衣物一并掳走，随后纵火烧屋。关谷判断“怪船”还会回来，下令全岛军民集中到纱那村，准备作战。果然，4月29日，去而复返的神秘商船驶近了纱那港，开枪打伤举着白旗前去查探的幕府翻译川口阳介，并做出调整大炮、要向岸上射击的姿态。关谷和另一名指挥官户田又太夫自忖火力不济，决定放弃抵抗朝南逃跑。“怪船”在港内逗留了两天，发现日方没有反击的迹象，便派舢板搭载士兵上岸，洗劫了幕府会所中储存的大米、酒、刀剑和金屏风，随后再度将房屋烧毁。5月3日，“怪船”驶离择捉岛，向着北方的鄂霍次克海扬长而去。
这批粗鲁的造访者是来自俄国官立拓殖企业“美洲公司”的尼古拉·赫沃斯托夫海军中尉和他麾下的士兵，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报复厉行锁国政策、拒绝与北千岛群岛的俄国商人进行贸易的江户幕府。因为袭击发生在光格天皇文化（年号）四年的春天，俄罗斯在日文汉字中则写作“露西亚”，所以本次事件也被称为“文化露寇”。这不是日俄两国第一次在北太平洋发生摩擦，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到此际为止，两国分踞千岛群岛一端的格局已经形成，谨慎的试探正在向正面冲突发展。
由56个大小岛屿（其中22个为较大者）组成的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地处俄国堪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岛之间，绵延1300多公里，总面积9958平方公里，将鄂霍次克海与北太平洋隔开。最北端靠近堪察加半岛的阿赖度、占守、幌筵、志林规四个大岛，通常被称为北千岛；最南端靠近北海道的择捉、国后两岛被称为南千岛，其间另外16个大岛则被称为中千岛。由于本地峭壁林立，土壤不甚肥沃，夏季又极为短暂，在17世纪以前只有从北海道出发的阿伊努人（Ainu）在此定居。18世纪30年代，为俄国海军服务的著名探险家维图斯·白令（白令海峡的发现者）的副官施本伯格在鄂霍次克海航行时，第一次详细观察到了千岛群岛的全貌，并揣测这里还是归属不明的无主地。因此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俄国北方公司和美洲公司就着手在北千岛和中千岛建立一系列殖民点，与阿伊努原住民交易海豹、海獭以及千岛狐的皮毛，足迹逐渐延伸到了中千岛群岛最南端的得抚岛。
另一方面，17世纪初北海道的松前家族控制整个虾夷地，并被江户幕府册封为大名（诸侯）之后，也在寻求垄断千岛群岛的贸易权。日本虽不似俄国有殖民海外的野心，但松前藩控制的北海道不产稻米，需要从阿伊努人手中收购海产品，再向内地交换米粮，故在贸易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1792和1804年，俄国政府两次派使节前往日本，要求和幕府建交、通商，但被严词拒绝。1801年，两名幕府官员还登上俄国控制下的得抚岛，竖立起“大日本属岛”的标柱。俄方的回应，便是6年后的“文化露寇”事件。为了采取报复，幕府也在1811年逮捕了登上国后岛补充给养的俄国探险家瓦西里·戈洛夫宁海军少校。在随后的交涉中，两国形成了一个权宜的妥协案：松前藩依旧不与俄方进行边境贸易，但承认俄国对北千岛和中千岛大部分地区的管辖权；俄国承认南千岛的两个岛屿为日本领土，并同意撤出中千岛最南端的得抚等四个岛屿上的全部居民，作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千岛方面遂形成了均势。
在鄂霍次克海另一侧，与北海道隔宗谷海峡相望的库页岛（Kuye）同样是令日俄两国觊觎的所在。从13世纪开始，这里就被纳入中国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但因为位置偏远、管理不便，明清两朝仍维持本地赫哲、费雅喀、鄂伦春等少数民族部落的自治状态，仅须定期向黑龙江下游的中国官员纳贡。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时，俄方承认库页岛为中国领土。不过到了18世纪末，随着日俄两国贸易和领土野心的上升，面积高达7.2492万平方公里的库页岛成为它们最新的争夺对象。
1808年春天，“近代日本地图之父”伊能敬忠的学生间宫林藏和武士松田传十郎乘船抵达库页岛最南端，分别从东、西两侧的海岸出发进行环岛旅行，以勘察全岛地形。从东岸出发的间宫因为无法绕过海况恶劣的北知床岬，改从南部最狭窄的山地横穿到西岸，随后继续北上，在北纬52度附近的拉加岬（全岛最西端）与松田会合。由于前方积雪未化，两人在海滨竖立起标有“大日本国境”的木柱，随后返回了北海道。1809年8月，间宫林藏再度返回拉多岬，这一回他成功横渡了隔开库页岛和东亚大陆的鞑靼海峡，进入黑龙江入海口附近，不仅确认了库页岛西岸和北岸的地形概貌，还对清朝官吏和本地土著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番考察。而到这时为止，航经鄂霍次克海西南部的俄国探险家依然误以为库页岛是和大陆相连的半岛。直到1826年，德国博物学家冯·西博尔德从幕府图书总管高桥景保手中交换到了17年前间宫绘制的库页岛地图和记录此次探险经历的《东鞑地方纪行》一书，欧洲人才了解到与库页岛相关的更多信息。此时日本商人已经在岛上建立起一串贸易点，开始经营渔业和商业了。
不过，在“锁国令”依旧高悬的19世纪初，日本虽有染指库页岛的野心，却受限于政策和资源，进展不大。而以政府直接插手的方式介入萨哈林岛（Sakhalin，俄国人根据满语“黑龙江”的读法为库页岛起的名字）的俄国却呈后来居上之势。1849年，俄国海军运输舰“贝加尔号”穿过鞑靼海峡，证实了间宫林藏40年前的发现。1854年，激进扩张主义者、东西伯利亚军事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公然违背《尼布楚条约》，派武装轮船“额尔古纳号”拖带77艘驳船和舢板驶入主权属于中国的黑龙江下游，以向清政府示威。翌年，清廷被迫承认黑龙江北岸领土完全归俄国所有，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日本海的土地则由中俄共管。1860年中俄签署《北京条约》后，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也被俄国吞并。由于清廷主事者的昏庸颟顸，《北京条约》对库页岛的主权归属竟不置一词，直接导致这块历史沿革明晰的领土变成了事实上的无主地。俄国自此进一步加快了入侵库页岛的步伐，企图将之和黑龙江下游以及北、中千岛群岛连成一片，构成沙俄帝国入侵远东和北太平洋的新前哨。
周期性进退
1853年7月，就在美国佩里准将的“黑船”抵达浦贺港、要求日本“开国”之后一个月，俄国海军中将叶夫菲莫·普提雅廷率领的4艘军舰也驶入长崎港，要求日本开港通商。普氏此行的另一项任务是就日俄两国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国境划分展开谈判，以使双方势力范围的界限明确化。在长崎的谈判进行了一年多时间，随后转移到伊豆下田的长乐寺，最终于1855年2月7日缔结了《日俄通好条约》，即《下田条约》。这是两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双边条约，也是北方领土问题法理化的开端。
根据《下田条约》，1814年两国关于千岛群岛实控范围的安排进行了调整，日本仍保有南千岛的择捉、国后二岛，但中千岛南部的中立地带被取消，俄国人得以重返得抚岛。此后，“日本国与俄罗斯国的疆界应在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而在库页岛方向，日本提出以多来加湾以北的北纬50度线作为两国国界，如此日本便可将东部和南部的两个港湾留作军用；但寸步不让的俄国人担心由日本海进入鄂霍次克海的航道会受到日方的钳制，提出了一项狮子大开口的反制案，要求把国界划在北纬46度40分附近，只把南方的亚庭湾和一小片领土留给日本人。鉴于双方迟迟无法达成一致，《下田条约》最终规定“在库页岛，日本国和俄罗斯国之间可不分国界，维持以往惯例”。换言之，在双方尚未下定决心诉诸武力的19世纪中叶，扩大在库页岛的蚕食范围才是当务之急，边界问题则可暂时搁置。
然而，这种临时性安排只维持了不到20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与西欧大国的关系空前恶化，需要通过对美国表示亲善来打破外交困境。1867年，俄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出售给美国，此后在北太平洋的扩张重心重新调整为千岛群岛和库页岛，使日本面临巨大压力。而日方虽然巩固了对南千岛的控制，但对吞并库页岛依旧力不从心。这一阶段，明治政府属意的扩张方向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无意在北方和俄国产生摩擦；因此到了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政府中的“征韩派”“征华派”逐步形成了一致：既然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控制库页岛，不如以这个不可靠的“共有权”为筹码，和俄国进行交易，或许能像阿拉斯加问题一样换回一些金钱和其他利益。
1874年，新任日本驻俄公使榎本武扬海军中将抵达圣彼得堡，与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就北方边界调整问题展开谈判。榎本直截了当地表示：两国居民在库页岛的混居状况已经引起了频繁的小规模冲突和外事纠纷，日本无意延续此种局面，愿意撤退当地住民并承认俄国的领土主权；作为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补偿，俄国可以将经营不易的中、北千岛群岛转交给日本，以构成对等原则。1875年5月7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圣彼得堡条约》，即《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承认库页岛领土和主权完全属于俄国，以宗谷海峡为两国北方国界；俄国将中、北千岛群岛的18个主要岛屿的主权悉数转让给日本，以北千岛最远端的占守岛和俄国堪察加半岛之间的千岛海峡作为两国国界。双方须各自撤走在交换领土上的本国居民，俄方还要向日本支付1950万日元的经济补偿。
若从今天的视角衡量，日本实际是以名存实亡的“库页岛共管权”换得了整个千岛群岛以及附带的经济、安全利益，可以说是占尽便宜。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北千岛的苦寒之地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开发；日本军队进驻占守岛之后，发现俄国人在此前100年时间里居然只建成了一座教堂、一家商店和两处仓库，萧条无比。而库页岛却能在俄国吞并黑龙江下游和远东诸行省的征途中发挥直接作用，在圣彼得堡看来是极其明智之举，俄方甚至承诺在北方海域各港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
短暂的平静维持了29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击败俄国第一、第二太平洋舰队，在远东海域形成了绝对优势。为了赶在双方正式停火前扩大实际占领范围，1905年7月初，日本将陆军第13师团的1.4万名官兵运往库页岛南部的亚庭湾，用三个星期时间击败并俘虏了7000多名俄国守军。在随后于美国东海岸朴次茅斯市举行的正式和平谈判上，日方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库页岛问题，要求俄国完全放弃该岛；或放弃北纬50度以南的半个岛，并支付12亿日元的补偿金。
在朴次茅斯的和谈条件，实际上反映了东京在北太平洋问题上的长期战略：巩固在1875年换得的千岛群岛领土，同时在库页岛至少达成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占领南半截的目标。当时日本还企图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海军部署，一旦对库页岛南部的控制长期化，日本海军不仅可以钳制联结东海与鄂霍次克海的俄国海上交通线，还能对黑龙江入海口形成监视，俄国新占领的远东领土将长期暴露在日本的威胁之下。窥破这层居心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很直白，明确表示“一寸领土、一个戈比也不会给日本人”。双方在一个月里举行了17次会谈，每一次都是针锋相对，战端随时可能重启。
1905年8月底，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出面斡旋，以日本放弃经济赔偿、俄国割让库页岛南部为条件撮合双方。此举实际上也是在维护美国的远东利益，既要削弱俄国，又不能使日本获得太多进账。9月5日，日俄代表最终在《朴次茅斯和约》上签字，日本放弃了寻求赔款和攫取中东铁路全线的要求，换取俄国同意割让南萨哈林岛、转让关东州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利益。为酬赏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谈判中的强硬，尼古拉二世封他为萨哈林伯爵，但俄国民族主义者都讥讽说他只是“北半截萨哈林伯爵”。
从1906到1908年，日俄两国国界委员会沿着北纬50度线进行了一系列测量和立标工作，正式划定了两国在库页岛的国界线，并安放了4块标石、17块石制界碑和19块木制界标。日方将库页岛称为桦太岛（Karafuto），位于日本治下的南桦太总面积为3.60903万平方公里，1908年时的人口为2.6393万人。从1909年开始，随着大批移民涌入，三井财阀、王子制纸等企业相继在南桦太进行投资，开发煤炭和森林工业（主要是利用大量针叶林制造纸浆）。到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前，南桦太出产的煤炭和纸浆分别占到日本全国产量的7%和14%。沿东、西海岸还建造了两条总长度超过600公里的客货运输铁路，内地居民可以乘定期班船由北海道前来。到1940年，南桦太居民已增加到41.5万人之多。
相比之下，依然以捕猎海兽、获取皮毛为主业的千岛群岛居民的人口和收入增长始终处于不甚理想的状态。不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逐步将在北海道试验成功的近海拖网捕鱼法移植到北千岛群岛，捕捞当地盛产的鳕鱼、鲑鱼等经济性鱼种并在当地加工，刺激了当地渔业的勃兴。到1939年，北千岛常年拥有拖网渔船200余艘、网120张、捕蟹船16艘、渔业基地76处、罐头工厂14所、冷藏库8处，就业人数1.6万人；仅鲑、鳟、蟹三种海产品每年的产值就高达4100万日元，占日本北方渔业总产值的1/3以上。此外，千岛群岛航线对日本的军事意义也相当突出，1941年11月底，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的航母机动部队就是以择捉岛的单冠湾为起点，开始了对珍珠港的长途奔袭。
“二战”终极裁判
对占据南桦太的日本帝国来说，沙俄在1917年春天的崩溃正是遂行“大陆政策”、向东亚大陆继续扩张的绝好机会。1918年初秋，3个师团的日军兵分三路，入侵黑龙江下游地带，随后继续朝东西伯利亚挺进。1920年7月，日军又以“庙街事件”（驻庙街的日本军人和侨民被红军游击队杀死）为由，派第13旅团攻占了名义上属于“远东共和国”（苏维埃俄国在远东建立的缓冲政权）的库页岛北部。不过随着苏俄内战接近尾声，日本军队在远东共和国的存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致质疑。1925年1月20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被迫在北京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签署《日苏基本条约》，承诺维持《朴次茅斯和约》对两国边界的划分，并从库页岛北部撤军。作为补偿，苏方承诺日本可继续租借北库页岛的奥哈油田和煤矿进行经济开发，日本渔船进入鄂霍次克海捕鱼时也可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20世纪3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日苏两国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都处于相互提防、戒备的状态，不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东京将第一对手设定为美国，日苏关系由是获得了显著改善。1944年，日本甚至主动返还了库页岛北部油田、煤矿的租借权，以争取苏联保持中立。不过斯大林显然有他自己的打算，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苏方提出了关于战后北太平洋领土安排的终极方案：由日本“在1904年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前俄国权益”必须予以恢复；库页岛南部以及邻近的一切岛屿须交还给苏联；千岛群岛全境须转交苏联。斯大林甚至流露出在可能的情况下占领北海道的意向，并获得了美国的首肯。换言之，莫斯科打算彻底终结19世纪以来日苏两国在北太平洋互有进退、周期性交换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模式，以实现苏联安全利益的永久化，并使其成为战后远东秩序的一部分。
1945年8月11日，即苏联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苏军第16集团军越过北纬50度线，进入南桦太的日本控制区。16日，两个营的苏军又在小型舰艇掩护下在库页岛西岸的塔路登陆，向南方的日本人聚居区挺进。20日，另一个步兵旅和一个海军陆战队混成营也在真冈登陆。到8月下旬为止，进入南桦太的苏军已增加至10万人，而防守该地区的日军第88师团只有不到2万人。8月22日晚间，在付出2000余名军人战死、至少3500名平民死于非命的代价之后，剩余的1.8万名日本守军（包括临时征召的退伍兵）放下了武器；苏军的阵亡人数在1000名左右，损失轻微。
在千岛群岛方向，苏军于8月18日凌晨派遣第101步兵师在最靠近堪察加半岛的占守岛登陆。岛上的日军第91师团已经接到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但师团长认为苏军的火力准备是挑衅之举，日方可以自行实施还击。因此从8月18日上午到19日日落前，日本守军依托坚固工事，进行了36个小时的顽抗，打死、打伤苏军1500余人，自身也死伤近千人。直到19日傍晚，第91师团才在上级的再三要求下放下武器。幌筵岛守军继续抵抗到8月23日，得抚岛8月28日。在靠近北海道的国后岛，守军的抵抗更是持续到9月4日，比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晚了整整两天。苏军最终进入南千岛之后，塔斯社向全世界发布了胜利广播：“红军和红海军经过战斗，从日军手中解放了整个千岛群岛。我们的祖国重新收复了自古以来就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它们将成为苏联在太平洋和远东边境的可靠前哨。”
1945年9月17日，苏联在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设立民政管理局，开始对滞留在当地的日本居民进行管控和遣返。日籍官员、警察和商人陆续被逮捕，在拘禁半年后驱逐回本土，此前放下武器的8.2万名守军则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充当为期10年的强制劳役。南库页岛和整个千岛群岛的城市、山脉、河流也恢复了19世纪的俄文名字，如丰原改为南萨哈林斯克，大泊改为科尔萨科夫，亚庭湾改为阿尼瓦湾。1947年入夏以后，所有滞留在苏军占领区的日籍居民共27.8万人被分成三批强制遣返回本土，留下的房屋、学校和工厂由从西伯利亚迁来的苏联移民接收。这项政策和战后苏联在德国、波兰进行的强制性民族迁移并无二致，都是为了杜绝战前曾引起广泛政治动荡和国际冲突的民族混居状况，使苏联的领土控制永久化。到1948年初为止，日本在北太平洋一个多世纪的经营成果已经被彻底抹去了。
1946年1月29日，东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GHQ）发布SCAPIN-677号指令，规定千岛群岛和南桦太从政治以及行政上彻底脱离日本的管辖；5天后，苏联正式宣布领有以上两地的完全主权，在当地设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萨哈林州。美国国务院于2月26日确认了苏联对南库页岛的主权，但宣称千岛群岛的最终归属应待对日和约最终签订时再做确认。1951年9月8日，日本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和美、英、法等48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最终和平条约，即《旧金山和约》，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的一切权利与要求。不过因为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关于千岛群岛尤其是南千岛两大岛屿的主权在1946年之后是否已完全属于苏联始终未能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加以确认，这就为后来日本政府单方面提出北方领土问题埋下了伏笔。
日方诉求的漏洞
《旧金山和约》没能解决日苏两国交战状态的最终解除问题，这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全面和平无法实现，意味着两国之间的停火状态理论上仍有中止的可能，日本也就无法在遣返战俘、官方贸易、引渡罪犯、加入国际组织等问题上要求莫斯科的协助。因此，朝鲜战争一结束，日本鸠山一郎内阁就把恢复日苏邦交当成了最重要的对外战略课题。1955年6月，前外务次官松本俊一被任命为日苏交涉全权代表，在伦敦与苏联驻英大使马利克展开复交谈判。正是在这次谈判中，日方一反常态地提出了“北方领土返还”问题，要求苏联让出南千岛的色丹、齿舞二岛甚至全部。
日方诉求的意外变化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1951年在进行《旧金山和约》的交涉时，吉田茂虽然曾发表讲话称：南千岛的四个岛屿在1875年之前就属于日本，并不能算日俄战争造成的历史问题。但在随后条约成文时，迫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压力，日方并没有把这些咬文嚼字的解释加入条约正本。换言之，日本在依据《旧金山和约》放弃对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时，自然也包含了南千岛。但到了1955年，新组建的自民党政府判断苏联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外交路线上可能出现变动，加之企图利用“领土返还”问题提升支持率，遂再度提出了这些纠缠不清的细节。为了避免苏方断然拒绝，日方还回避了对面积较大的择捉、国后二岛的要求，只提出收回较小的色丹、齿舞二岛。苏联的回应则是在同年12月与其他17个国家一起否决了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情急之下，鸠山首相和河野一郎农相在1956年10月亲自前往莫斯科访问，与赫鲁晓夫举行秘密会谈，承诺日方不会将收回南千岛作为恢复邦交的先决条件，这才获得了苏方的首肯：在日苏邦交正常化之后，继续进行南千岛问题的谈判。
10月19日，鸠山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正式宣布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苏方同时承诺：“为满足日本的愿望并考虑到日本的国家利益，苏联同意把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移交给日本；但经谅解，这些岛屿将在日本和苏联之间的正式和约缔结后才进行实际移交。”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卖足了面子的表态：鸠山内阁实现了对苏关系正常化和加入联合国的目标，并为部分收回南千岛创造了条件。而对苏联来说，色丹、齿舞二岛面积较小，不像择捉岛或国后岛拥有突出的军事价值；离北海道又过于接近，在战时极易遭受美日军队的攻击。与其花费成本经营这两块狭小的不毛之地，不如将其返还给日本，换取日方在经济和外交上的回报。
不过，短暂的蜜月很快就结束了。1960年，日本岸信介内阁与美国缔结了《新安保条约》，在事实上把苏联当成了主要假想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随即知会日本驻苏大使门胁季光称：鉴于《新安保条约》将日本的部分主权让渡给外国，且对国际和平造成了破坏，苏联已无意按照1956年共同宣言的条款向日方移交色丹、齿舞二岛。只有等未来外国军队撤出日本且两国正式和约缔结之后，该条款才能获得践行。此后双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再无实质性沟通，日本政府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单方面表态。
《旧金山和约》对千岛群岛主权让渡的规定是日方无法绕过的最大障碍。鉴于这项由美国主导的和约根本不可能被推翻，日本政府开始频繁玩弄文字游戏。策略之一是自行宣布南千岛四岛并未包含在广义上的“千岛群岛”范围之内，策略之二则是诡称《旧金山和约》虽然要求日本放弃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主权要求，但并未宣布由哪一国家认领，因此两地属于国际法上的无主领地。这当然是公开撒谎——日本在1945年接受《波茨坦公告》时，已经默认了必须放弃“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其中自然包含南库页岛。而战后的历届日本政府从未在南库页岛或台湾、澎湖的归属问题上提出质疑，却在类似南千岛和钓鱼岛、独岛这样的细枝末节上反复纠缠，机会主义的嘴脸昭然。
另一项反常之处在于，1956年日苏两国缔结《共同宣言》时，涉及的只是面积较小的色丹、齿舞二岛的返还。但在双边交涉全面中断之后，东京反而自行加码，把较大的择捉、国后二岛也纳入了要求返还的范围之内。1969年3月，日本“北方领土问题各省联席会议”单方面宣布将南千岛四岛重新纳入日本地图，此后经国土地理院编制的地图一律须将北方四岛标注为日本领土，其幅员加入日本国土总面积，北海道知床岬以东的日苏新国界也被否定。1981年，铃木善幸内阁宣布将1855年《下田条约》的签订日2月7日定为每年的“北方领土日”，意图显然不在外交而在内政。
从50年代的鸠山一郎到今天的安倍晋三，历届日本首相已经提出过不下10个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解决方案，除去知名度最高的色丹、齿舞二岛返还案和南千岛四岛返还案外，还包括“三岛返还案”，即由俄罗斯保留面积最大的择捉岛，仅返还色丹、齿舞、国后三岛；“共同统治案”，即四岛主权由两国共同领有，分享治权；“面积等分案”，即两国各占四岛总面积的50%，其中日本控制较小的三岛和择捉岛的25%，俄罗斯控制后者的75%；以及日本共产党提出的“千岛群岛完全返还案”。而俄方的表态，自始至终和1969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谈话保持一致：“战后边界问题业已解决完毕。若对其结果加以修改，可能波及其他地区。故维持日苏边界现状对世界和平具有直接意义。”
1975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欧洲国家间主权、领土和人权问题的《赫尔辛基宣言》，其中明确要求：各国现有边界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在当事国未发生内部政治变化的情况下，禁止以任何方式改变现有国界。宣言背后隐含的政治意义在于：尽管“二战”后欧洲国界和民族分布的变化在某些局部具有非公正性，但倘若坐视各国任意对其做出调整，势必重蹈战前希特勒以“修正凡尔赛体系”为名、行侵略扩张之实的覆辙。因此，各国必须将1945年时疆域和国界的变化作为战后总体国际秩序的一部分维持下去，方不致引起更大混乱。类似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亚洲：假如每个国家都效仿日本的先例，要求大范围修正战后的国土和边界安排，整个亚洲都将被笼罩在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的阴影之下。故即使是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支持也相当含蓄。
另一方面，对“后冷战”时代活动范围严重受限的俄罗斯海军来说，经鄂霍次克海进入西北太平洋几乎是唯一一条全年畅通无阻的战略性远洋航路；太平洋舰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尤其需要确保经宗谷海峡和择捉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道，以执行全球威慑任务。在此情形下，即使是将南千岛最小的色丹、齿舞二岛返回给日本也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更遑论已经成为监视驻日美军重要前哨的择捉岛和国后岛。不仅如此，南千岛周边海域已经被证实蕴藏有至少16亿吨的石油，大量金、银、钛、铁等金属矿藏和宝贵的渔业资源，莫斯科绝不会允许以数十亿美元的价格就将其轻易售出。因此，普京和拉夫罗夫相继做出拒绝就南千岛领土问题进行谈判的表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某种意义上，今日的“北方四岛”问题更像是日本政府对昔日辉煌历史的一种扭曲怀念：因为留恋昔日本国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历史，便置战后的整体政治安排于不顾，殚精竭虑地寻求玩弄文字游戏、占小便宜的把戏。与此同时，似乎也没有哪位日本首相真心相信可以在短期内收回昔日的北方领土，他们只是习惯性地将其当作对俄外交的附属物，每隔几年便拿出来对国民说道一番罢了。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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