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日本京都郊外东南隅的醍醐寺，以其丰富和精美的藏品闻名于世。寺内藏有绘画、雕刻、金工、漆工、建筑等文物约15万件，其中的国宝达6.942万件。5月11日，“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艺术珍宝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展出64件来自醍醐寺的重要文物，包含佛像、曼荼罗、法器、绘画、屏风画等。
醍醐寺的历史
400多年前，丰臣秀吉在京都醍醐寺种下了700株樱花，只为举办樱花赏花会。这些樱花不受外界干扰，安静地年复一年盛开、凋谢，又盛开。粗壮的树桩和繁茂的枝叶荫福着数代人。
贞观十六年（874），来自奈良的僧人圣宝尊师开创了醍醐寺。关于醍醐寺的建立，成书于平安后期的《醍醐寺缘起》记载了一个传说。生活于贞观寺中的圣宝，一日望见寺东的笠取山上有五色彩云环绕。为一探究竟，圣宝沿山路登至山顶。他见到一位老者在品尝山泉，老者饮下山泉，赞叹道：“这真是醍醐味！”圣宝说自己在寻求修行佛法的场所，于是老者表明自己为此地的横尾明神，愿将圣地奉献给圣宝，并永远守护佛法。言罢老者即隐形遁迹。
于是，圣宝决心在笠取山建立寺庙，他分别修建了供奉准胝观音与如意轮观音塑像的准胝堂与如意轮堂，即上醍醐寺最早的一组建筑。笠取山也改名为醍醐山。实现了建造醍醐寺愿望的第一步。
所谓“醍醐”，是指牛的乳酪，其制作需经过从“牛乳―酪―生苏―熟苏―醍醐”的复杂过程。在佛教五味中，醍醐被誉为“五味之最”，象征人间的最高美味。正因如此，醍醐被借喻为佛法中最精深的义理。“醍醐灌顶”一词的喻义也正根源于此。至今醍醐寺内还保留着甘甜的“醍醐水”。
此后，随着醍醐天皇、稳子皇后的皈依，圣宝在山上建造各种庙堂，醍醐寺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延喜七年（907）按照醍醐天皇的愿望建造了药师堂供奉药师三尊，建造了五大堂供奉五大明王以保佑国家。醍醐天皇极其钟爱醍醐寺，专心信奉醍醐寺派密教，因此后人取醍醐寺名为其谥号称为醍醐天皇。醍醐天皇在位期间完善上醍醐伽蓝的同时在下醍醐建造释迦堂，制定了纵贯山上和山下庞大的寺院群落计划。
朱雀天皇、村上天皇继承了醍醐天皇的意愿，在下醍醐建造了释迦堂、法华三昧堂。天历五年（951）五重塔的完工，标志着醍醐寺初具规模。这是醍醐寺庙宇建设迅速发展的阶段。平安时代末期醍醐寺进入了院政时代，白河上皇为首的皇族在上醍醐和下醍醐继续建造庙堂、佛塔的同时还建造了僧侣居住用房等。这标志着醍醐派教学和事相（密宗实践上的仪式，如灌顶、修法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醍醐寺成为新的真言密教流派的发源地。
应德二年（1085）白河上皇为中宫贤子做菩提法会发愿而建造了上醍醐圆光院，此后相继建造了一乘院、大智院、无量光院、三宝院等五座院家体系，醍醐寺开始用时33年的家院建设时期。醍醐寺第14代座主胜觉于永久三年（1115）建造的三宝院是代表性建筑。胜觉统一了流传到醍蝴寺的各种流派和综合事相，创建了三宝院流，并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三宝院。以至于现在提到三宝院，人们就认为是一处住所，实际上三宝院是一个有着密教流派内涵的重要名称。
据《醍醐杂事记》久寿二年（1155）三月的《醍醐寺在家町》记载，这一时期醍醐寺建造了庙堂42宇、佛塔4幢、钟楼3宇、藏经楼4宇、神社10座、高仓2座、御仓町3处、浴室3间、僧侣住房183栋、皇室达官住所3处、账屋86间、居士住所500余家，以保证众多僧侣生活需要。
794年起作为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京都，在1467～1477年的“应仁之乱”时遭到全城性的损毁，波及郊外的醍醐寺。下醍醐除五重塔以外的建筑都被战火焚毁。然而庆幸的是，醍醐寺的大量文物并没有因战乱而损毁，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应仁之乱”以后，日本进入战乱时期，醍醐寺也日渐荒废。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于1597年拨款援助修理下醍醐唯一残存的五重塔。第二年，为了举办樱花赏花会，在醍醐寺种植了700株樱花，同时建造了许多庙堂。丰臣秀吉于1598年8月去世，其子丰臣秀赖继续援助再兴醍醐寺，主要建有金堂等。
此次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醍醐源流：向观众介绍醍醐寺选址兴建、寺名由来，以及醍醐法脉承袭与延续的宗教典故和历史脉络。第二部分，醍醐事相：这部分展品试图通过在密教仪轨中使用的造像、法器、本尊及曼荼罗绘画等佛教艺术珍品，让参观者领略独具醍醐寺风格的佛教艺术。第三部分，风雅醍醐：以日本战国时代名臣丰臣秀吉在醍醐寺举行“醍醐花见”即赏花活动这一历史事件，引出醍醐寺在“应仁、文明之乱”遭受严重破坏并荒废百年后迎来的近世繁荣，通过桃山、江户时代屏风画精品，向观众展现其收藏品的雅致与华丽。
醍醐寺伴随着政权更迭经历了鼎盛期和衰落期。
醍醐寺的美术
醍醐寺开山始祖圣宝（832～909）的师父是真雅（801～879），真雅则是最早将密教带到日本的空海大师（774～835）的弟子。唐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在中国长安留学，师从当时密教界的代表僧侣惠果（746～805）学习密教。
空海留学前并没有决定做惠果的弟子。据当时空海自己记载，他到了长安以后，偶遇惠果，遂拜惠果为师：“同往见和尚，和尚乍见含笑，喜欢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花。”两人见面是在唐永贞元年（805）二月，同年十二月惠果去世。空海跟随惠果研习密教虽然不满一年，但学习了密教的所有教义和仪轨咒术。他六月入胎藏界学法灌顶，七月入金刚界学法灌顶，八月学习密教顶级的阿阇梨位传法灌顶仪式。学完这些灌顶仪式，惠果告诫空海：“真言秘藏经疏隐密，不假图画不能相传。”并请来宫廷画家李真等画了表现密教世界观的两界曼荼罗（金刚界曼荼罗和胎藏界曼荼罗〉，又请来了20余人抄写密教的重要经典，同时延请工匠铸造法具，并让空海把这些法具带到日本，成为其在日本推广密教的必要用品。
随空海返回日本的不仅是佛法，还有佛教艺术。空海回到日本后，在国家寺院京都东寺设立密教道场，安置表现两界曼荼罗的21尊佛像。这21尊佛像不仅表现了如来、菩萨、明王、诸天等佛的多重性格，而且再现了曼荼罗特有的几何学形态，开创了日本堂内风景的新风。这里的大日如来及菩萨的手形是至今未见的变形，五大明王像的奇怪姿态和手型则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只能通过雕刻、绘画来理解。日本密教的佛像、佛画都是按照惠果的讲法而制作的。
醍醐寺作为日本真言宗一大艺术中心，保留有大量自日本奈良（710～794）至江户时代（1603～1867）的佛教雕塑、绘画、法器等珍品。其中平安（794～1185）、镰仓（1185～1333）时代的佛教艺术受到中国唐、宋风格的影响，不少文物样式据传是空海自中国唐朝带回日本的。
据《醍蝴寺缘起》提到，圣宝于日本贞观十六年（642）在笠取山遇见山神，在山神的教导下见到涌出醍醐水的灵泉，在那里建造了安置准提观音像和如意轮观音像的小寺院。日本延喜七年（907）依照醍醐天皇的意愿建造药师堂，安置药师如来和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醍醐寺开始了连续不断地制作佛像的工程。
874年笠取山上建立的醍醐寺是圣宝个人的修行道场，寺内的佛堂、佛像都极为简朴。醍醐寺真正的大规模建设始于907年的药师堂和五大堂的营造。909年圣宝去世后，继任者观贤（857～925）继续营造庙宇，并于913年完成。现在的药师堂建造于1121年，只有药师如来和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三尊佛像是当时制作的。五大堂安置的五大明王像中的四尊已损坏，现仅存大威德明王像一尊。
药师如来造像的姿态从9世纪的厚重沉稳演变为11世纪的优美安详。大威德明王像也由空海建造的东寺讲堂五大明王像激烈愤怒的表现转变为略微安稳状的情态。
圣宝原在奈良东大寺学习佛教，后来学习密教，成为密教髙僧，懂得寺院营造、佛像造像制作等的知识。醍醐寺大规模的营造工程就是由圣宝手下精通这些营造技术的僧侣会理来主持。会理在醍醐寺的营造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醍醐寺的大规模营造活动一直持续到10世纪中叶，这是醍醐寺确定格局的重要时期。
圣宝去世后，醍醐寺发源地笠取山山上的上醍醐继续得到扩建。960年前后制作了观音堂的千手观音菩萨，同期作品还有比上述五大明王像规模小一些的五大明王像。另外，帝释天骑象像和东寺讲堂的帝释天像几乎一模一样，表情比较平静。这些是日本密教中空海派的重要作品。
随着营造规模的扩大，醍醐寺开始在山脚建造寺院。926年营造释迦堂，日本天历五年（951）五重塔完工并保存至今。塔内壁摹写了两界曼荼罗诸尊，空海从中国带回来的印度及中国真言宗七髙僧肖像和空海的肖像。空海被尊称为弘法大师，在日本受到众人崇拜，留存有许多他的肖像画和雕刻品。醍醐寺五重塔中描绘的空海肖像是现存最为古老的。日本有好几处重要的密教寺院，他们都扮演了各自不同的独立角色，其中醍醐寺担任了“事相”的重要职责。
10世纪，日本举办了多次国家级法会，醍醐寺承办了其中的好几次，成为真言宗的重要寺庙。醍醐寺为了进行密教的手法，包括手顺、仪轨等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器物。醍醐寺近7万件国宝中大部分是与研究“事相”有关的物品，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白描佛像。这些佛像构成了醍醐寺美术的显著特征，对密教研究也有重要作用。保存至今的大量资料，仪式使用的佛像、高僧拥有的佛像，特别是用文字描述当时佛像头部、手部的样式和颜色的资料，对于真言宗的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醍醐寺现存白描以外的绘画大部分是镰仓时代以后的作品。其中《诃梨帝母像》、《阎魔天像》是受中国宋代画风影响的12世纪的作品，其采用淡蓝色和白色的基调是同时代绘画的特例。醍醐寺还收藏了一些建寺前的作品，例如《绘因果经》，虽然现在已经无法知晓它是如何传入醍醐寺的，但作为为数不多的8世纪的绘画作品，可想而知其价值的珍贵；又如9世纪制造的白檀小雕像虚空藏菩萨立像，因其优美的造型，尤其是细致的衣纹皱褶，于2015年被指定为国宝。
经过漫长的以京都为中心的平安时代贵族政权后，1185年，在东京附近的镰仓诞生了武士政权，日本开始进入镰仓时代。随着政治的变化，佛像制作的工匠派别也发生改变。尽管当时为贵族及京都大寺院制作佛像的元派仍有很大的势力，原先为镰仓武将制作佛像的另一派工匠也开始加入到为贵族制作佛像的行列之中。这个群体的代表是运庆和快庆。醍醐寺藏有两件快庆的作品，特别是不动明王坐像，因其理性智慧的表现手法被称为是快庆最优秀的作品。
不动明王，以其菩提心寂定不动，故称不动尊。本尊头顶莲花，束发辫于左边。二眼向左下方怒视，上齿咬下唇，现愤怒相。造像袒右肩，身体颜色显示青黑色，戴臂钏和腕钏，右手持剑，左手拿索；身后为火焰形背光，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饰有一鸡，表示出不动明王是属鸡的本命佛。明王结跏趺坐于台座上。弘法大师空海大师曾监督制造京都东寺五大明王像，此尊造像是参照其中的不动明王像所作。此件造像的身体内用墨书写了造像制作者快庆以及相关人物的名字，还有日本建仁三年（1203）五月四日的纪年。
快庆创作的佛像神态静谧，具有绘画般细腻的风格。快庆所属流派的匠师名字中多有一“庆”字，故被称为“庆派”。“庆派”造像一方面继承了奈良时代具有唐风的古典风格，另一方面吸收了中国宋代佛教艺术的新风气，形成了独特的佛像样式。“庆派”充满生气又兼具端庄的佛像风格对日本后来的佛像样式有着革命性的影响。
《五大明王像》虽然表现手法比较单一，但通过其身上极细的金箔来表现衣纹的皱褶，整体轮廓线条显得更为有力，充满跃动感，是镰仓时代密教绘画的代表作。《两界曼荼罗》是密教最重要的绘画。虽然醍醐寺收藏的《两界曼荼罗》是江户时代的作品，但那里还藏有江户时代以前的单尊曼荼罗《爱染明王曼荼罗》《弥勒曼荼罗》等都是现存优秀的密教绘画作品。
醍醐寺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渊源。宋版《一切经》是宋代大量印刷的佛经。《一切经》又称《大藏经》。福建的福州在宋代有两座寺院刊刻过《大藏经》，分别为东禅寺等觉院刊刻的《崇宁万寿大藏》和开元寺刊刻的《毗卢大藏》，这两部经被称为福州本或闽本。福州本是在6096帖，其中除《大般若经》655帖为开元寺版，其余《一切经》皆为东禅寺版。东禅寺版自北宋元丰三年（1080）开刻至崇宁二年部分完成，故得到敕封“崇宁万寿大藏”，此后继续雕刻，于政和二年（1112）最终完成。醍醐寺宋版《一切经》每函约10帖。经书刻成每行十七字格式的六行折帖，以绀色的纸张装订。这种每行十七字和折帖的形式，成为后来宋、元、明、清各朝官、私版本大藏经的规范格式。
俊乘房重源在醍醐寺出家，追随弘法大师的足迹曾三次入宋求法。据《日吉山王利生记》卷第七记载，在博多津前通事李宇的协助下，重源于1194年11月得到《一切经》，次年奉献给醍醐寺。根据其著作《南无阿弥陀佛作善集》中记载，在上醍醐建立经藏一所，将“唐本一切经一部”供奉其中。当时重源求取宋版《一切经》是一件大工程，不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更需要对宋朝内部情况的了解以及往来两国的贸易商人的帮助。
此次展览将在上海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先后展出，这是醍醐寺收藏的雕刻和绘画等文物首次来华，也是醍醐寺艺术珍宝除赴德国以外，第二次走出日本向世界展示。
记者 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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