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乐的音乐里旋律性越来越被淡化，你几乎听不到什么抢耳的调调。这是长期沉淀的习惯，也是一种超前的音乐理念。但是他的歌很流畅，听起来也很舒服，只因为他呈现出的不是某个绚丽的片段，而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状态，才会如此动人。
大音希声
从来没有哪个采访对象像杨乐那样难以寻找。他没有微博、微信，不用电脑，唯一的现代化通讯工具是手机。据说在“中国之星”节目热播后，因为不堪其扰，还换了新的手机号。外界联系他的唯一渠道，是崔健的经纪人。
在娱乐圈，刻意保持低调和神秘是艺人抬高身价常用的包装策略，但杨乐的低调与此无关。虽然在外界看来，杨乐上了“中国之星”后大火，但这对杨乐来说却是一件颇为烦心的事。“真是受罪，一遍一遍拍，这样拍那样拍，这走一趟那走一趟，跟演戏似的，忒累了。”拍照、化妆、采访，他也都不喜欢。“我不善于处理的事情，有公司在，可以帮着挡事。”和崔健的经纪公司签约，在杨乐看来，更多是崔健对他善意的帮助。
“公司签我赚不到什么钱。我跟公司签有协议，演出和采访需要征得我的同意。我的演唱方式配器和编曲简单，这需要演出环境相对安静幽雅，所以我的商演很少。”杨乐说，他最喜欢一个人在家静下来写歌的时候，完全从社会里脱离。尤其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凌晨三四点钟起来，那时候有一部分神经是在休息的，活跃的那一部分神经比平时更活跃。“大脑速度也特别快，有很多的奇思妙想，你想的东西是你平时想不到的，你想说的话是你平时没想到的，我特别喜欢那种时候。”杨乐有一首歌就叫《爱上黑夜》，而他的歌基本都是在这样静谧、独处的状态下写的。
眼前的杨乐，比电视上看起来瘦，蓝色牛仔裤，标志性的白衬衣换成了蓝色牛仔衬衣，头发花白，但白得很有层次：头发根是当下流行的奶奶灰，然后从银白过渡到全白。说起自己的白头发，杨乐有一种小孩子捡到宝的自得：“最开始只有前面几绺头发变白了，很多人以为是我刻意染的，每次见面都有人问。渐渐地，头发全白了，白得还挺好看。”
年过五旬的杨乐，有一颗童心。“中国之星”的导演章骊说，总决赛结束时，“就像一个不爱上学的孩子听到妈妈说，不用上课了”，杨乐像小孩一样高兴地跳了起来，说：“终于可以回去做我自己了。”虽然看起来与世无争，但是在大街上看到小偷偷东西，杨乐会上去见义勇为。录“中国之星”期间，杨乐就因为抓小偷，把脸弄破了，需要化妆师补妆。
干净，率真，不藏着掖着，这就是杨乐。他说：“音乐家做音乐，注重个人感受。我和其他歌手不是对手，我不参加比赛的，崔健让我来把这歌唱给大家听，就是这样。而且说真的，音乐的多样性那么强，音乐可以比吗？不可以比的，每种音乐都可以很好听，都可以很美。”
“很多次，他直接就在舞台上说，‘老崔，你把我害了’。”章骊说，当时大家面面相觑，崔健显得挺尴尬的。但是，既然答应了崔健站上这个舞台，杨乐就选择了尊重规则。
正如崔健在介绍杨乐时提到的，他与杨乐是多年的好友，去年底他在工作室第一次听杨乐弹唱自己的作品，立即就被吸引了，追问之下却得知杨乐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些歌，“他说这种歌都是自言自语写出来的，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虽然杨乐并不热衷于推广自己的作品，但正是由于听到杨乐的歌，才让崔健萌生了接受这类电视节目邀请的想法。“那时我才想我有一部分的责任，我一定要把他推出来，他现在已经58岁了，这么好的作品再过个二三十年可能就跟他一起入土为安了。”崔健认为如果杨乐的声音没有被这个世界听到，可能不是杨乐的遗憾，而是他的遗憾，是社会的遗憾。
章骊还记得第一次见杨乐时的情形：“在崔健的工作室，他坐在那里，白衬衣、牛仔裤，很坦荡。”杨乐弹唱了几首作品，其中就有《音乐响起》。此前，杨乐更多是以乐器演奏大师的身份为圈内人熟知，章骊对于乐器演奏之外的杨乐，一无所知。“他唱，我们听。他没有特别多的演唱经验，看向我们的眼神有怀疑，也有期盼。”杨乐唱完，章骊和同去的音乐总监互相看了一眼。“我当时的判断，这是介于艺术歌曲与法国香颂类弹唱之间，有别于电视节目中已有的音乐形态，在流行音乐中很少见。”章骊说，杨乐的嗓音浑厚、独特，听感很好。他唱歌就像少林寺深藏不露的扫地僧，轻松，写意，不费劲，与世无争，但背后蕴藏着对音乐深深的爱。“听到《音乐响起》时，会有大幕徐徐拉开的画面感。你能听到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幸福和在这种幸福中的时光流逝。我们不确定他一定能被观众接受，但这代表了推荐人崔健对音乐的诉求。”
但就像杨乐自己所说，“一旦走上了这个舞台，很多事情就不能控制了”。“他讲话会脸红，虽然他是资深音乐人，上台也会紧张，会唱错。而他本人排斥局促，不坦荡。在过程中他慢慢学会并接受了在舞台上给那么多人唱歌并表现得从容；此外，观众最想听的首先是嗓音，但久了会希望加些色彩，崔健也提出了加一些乐器，给音乐做加法，这样更丰富更厚重。这一点杨乐也接受了，在唱《从那以后》时，崔健以吉他伴奏，两个乐器之间玩起了时空对话。”
章骊说，不是每个电视节目都能把杨乐这样独特的音乐人和他的作品呈现给观众，杨乐也承认这个节目给他带来烦恼的同时也带来了名利，他认可并接受这个过程。然而，归根结底，杨乐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他更习惯于低调地隐身于幕后，在自己的空间里玩自己喜欢的音乐。在人人争当网红的时代，杨乐是个特例，有没有一个平台和媒介传播自己，一点都不重要。
“我每年挣的钱付房租、女儿的抚养费、吃饭所有的这些东西差不多就够了，我就不再做别的了，我就在那消磨时间，生命不就是用来浪费的嘛。最后什么也带不走，什么都不是你的，孩子都不是你的，是她自己的。所以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生活，录音，录电视剧、电影、唱片，有演出需要我录个音我就去，赚个几千块钱够生活一阵挺好的。”
说起那首感动了很多人的《Shana》，章骊说，他听过杨乐唱得最动情的一版。“他是一个很淡的人，但是彩排的时候，他完全放开了，很深情，好几次弹错了，我在后台看，觉得他眼睛里有隐隐的泪水。反而到了正式比赛时，他往回收了，做了一些控制。但是闭上眼睛听，还是会有代入感。”
用朴素的音乐表达自己的人生，拒绝煽情，坦荡自然，不加修饰，却直入人心。这是“中国之星”舞台上杨乐的音乐自始至终呈现的状态。讲述“文革”期间家庭命运的《从那以后》，那些悲欢离合，好像一张张隽永而泛黄的老照片散落，幸福一家到破碎悲凉，多年之后，无限感慨偏又淡然。朴素淡泊，意味悠长，是诗歌中极高境界。作为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人，杨乐用最平淡、最内敛、最隐忍的音乐方式，表达最残暴、最悲惨、最浩劫的家庭命运。真诚、善良、坚强、快乐，是任何丑陋、任何坎坷、任何璀璨都不能颠覆的。
说起一部分观众认为他唱歌不在调上的疑问，杨乐一脸神秘地告诉记者：“我故意那么唱的，如果你仔细听，其实每一个字都在调上。我喜欢琢磨和声，有一些和声连接看似不合理，我用旋律让它合理，就像画画，用已经有的颜色可以调出那么多不同的色彩。我不要在节奏上唱，要摆脱节奏。我不想唱歌，我是在歌里说了想说的话。”
杨乐的音乐里旋律性越来越被淡化，你几乎听不到什么抢耳的调调。这是长期沉淀的习惯，也是一种超前的音乐理念。但是他的歌很流畅，听起来也很舒服，只因为他呈现出的不是某个绚丽的片段，而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状态，才会如此动人。
留学法国
杨乐的出现对大部分观众来说是一个惊喜，但其实他在音乐圈中早已闻名，只不过不是作为歌手，而是中国顶尖的口琴大师、长笛演奏家。刘欢就表示他和杨乐已经认识二三十年了，“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口琴演奏家，我们录音想到口琴第一反应就是他，他的长笛演奏也是非常好的。只是他的歌真的没人听到过，我和他认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他还会弹唱，很有意思”。
采访沈庆的时候，提到杨乐，他说：“那是真正的音乐家。”杨乐的音乐其实伴随了一代人的记忆。由杨乐作曲、陈涛填词、田震演唱的《怕黑的女人》在田震的专辑中原本并不是主打歌，但后来却成为专辑中的亮点。他经常为一些影视剧歌曲编曲和配器，电视剧《父母爱情》音乐原声中的口琴演奏、校园民谣中由老狼演唱的《来自我心》的编曲，尤其是里面的吉他部分，也是由杨乐编配的。很多弹吉他的人都扒过这首歌的吉他伴奏。《同桌的你》前奏那段口琴、郑钧《回到拉萨》的箱琴版本，都是杨乐吹奏的。
吹口琴的都知道国外的口琴大师如JJ、SteveBaker等等，国内的就是杨乐，没有之一。第一次在网上看杨乐和法国口琴大师JJ的斗琴视频，那真是代表了法国和中国的最高水平。不过，杨乐的视频实在是太少了，10年过去了，还是那些东西，也许是他太不喜欢抛头露面了。他是喜欢在黑暗里自弹自唱的孤独的诗人。
杨乐是科班出身的音乐家，70年代初，他在北京市音乐科运班学习长笛，毕业后直接进入北京交响乐团，为北京歌舞团下辖。杨乐去上艺校的时候，家里并不同意，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当工人才是最光荣的事，而学音乐多少有点上不了台面的感觉，但杨乐就是喜欢。
杨乐在音乐上非常有天赋，学习长笛一年多就在首都剧场的汇报演出中演奏奏鸣曲了，他的演奏技巧娴熟、音乐感觉好，对作品的理解能力也很强，在交响乐团中坐稳了首席长笛的位置。
与崔健的友谊也源于音乐。80年代初的北京，一些港台的流行音乐进入内地，年轻人开始注意到吉他弹唱的魅力。当时杨乐和同属北京歌舞团的民乐团成员文博关系很好，两人经常聊音乐，文博会弹吉他，就教杨乐一起弹。那时北京会弹吉他的人不多，他们听说有个叫崔健的也玩吉他弹唱，三人偶然在北京西四的一家延吉冷面馆遇上，一聊如故，又听说崔健还会吹小号，恰巧交响乐团正在招募小号手，就让崔健试着考考看，一考之下崔健就加入了北京交响乐团，和杨乐他们玩在了一起。杨乐和崔健从那时起就是铁哥们儿，在音乐上有聊不完的话题。说起那时候的崔健，杨乐说：“好（hao念四声）玩，不是严苛较劲的人。”
节目中看到的杨乐感觉有些“高冷”，但据他的朋友爆料，杨乐私下是个特别热情的人，年轻时还好动，很活跃，喜欢踢球、健身，和朋友在一起无拘无束，互相贫嘴，常常还会做出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比方说有个35厘米见方的窗户，我们在团内休息的时候打赌，谁能把球踢进去，踢歪了就是砸到玻璃上，踢正了就进去，这个脚法连C.罗和马拉多纳都不一定有，杨乐他一点就进去了。”杨乐在科运班的同学刘黎明称，杨乐年轻时是个绝对的帅哥，特别受女生欢迎：“他情商非常高，颜值也非常高，他没追过女孩，只有女孩追他。”杨乐的同事，同为北京交响乐团成员的周亚平回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牛仔裤为何物的时候，崔健就带着我上动物园买了一条牛仔裤。崔健在我们当中算是比较前卫、时髦的一个，接受海外的信息也比较多，杨乐就稍微固执己见一点。”
1984年，北京歌舞团的七个年轻人不满足于仅仅完成没有新鲜感的演出任务，他们仿照欧美国家乐队的模式，也组成了一支乐队。为了表示七个人黏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的意思，他们给自己的乐队取名“七合板”。七合板乐队由文博牵头，负责主音吉他，崔健也弹吉他，杨乐吹长笛兼和声，此外还有负责贝司的安少华、敲扬琴的李秀利被找来打鼓、小时候学过钢琴的周晓明负责键盘，本来是吹唢呐的刘元则学了萨克斯后加入七合板乐队，如今刘元和崔健仍在一起玩音乐，是乐队里的贝司手。
“七合板”成立之后发行了一张专辑，也在工体、首体等大型场馆演出过，新颖的乐队形式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那个时候乐队的音乐态度就非常明确，有一次在演出时台下有人说话聊天，杨乐和崔健认为观众没有尊重他们的音乐，扭头就走。从那时起他们就显露出了音乐人独有的个性。然而随着歌舞团内部对乐队活动的限制，以及崔健个人的迅速发展，“七合板”没多久就散了。也正是这段乐队经历，让杨乐、崔健都明确了自己的音乐方向，崔健选择了摇滚的道路坚持走下去，录了《一无所有》。杨乐还记得，1986年崔健首次登台演唱《一无所有》，海报贴到了乐团宿舍门口，杨乐一边听一边哭，觉得哥们儿特牛。
杨乐钟爱古典音乐，听国外乐团演奏的唱片时，他梦寐以求想去那样的乐团里演奏，1989年，杨乐去到法国留学，在巴黎音乐学院长笛教授克鲁德的门下学习长笛，一边打工一边上学，杨乐说：“在法国的四年经历对我的后半生产生巨大的影响。法国让我学到了太多的东西，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个机会，吃了那么多苦。”
第一次上课时教授对他的翻译说：“以前我认为对音乐的感觉还是欧洲人的好，技术方面是日本最棒，但是今天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觉得中国人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最好的！”由此杨乐产生了自信，但这样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法国教授教的东西在国内的长笛教育家张老师（海政歌舞团长笛张建民）那里都已经学过，无需再这样浪费时间，而且，如果每天练习10个小时的话，没有时间打工，就不能养活自己。杨乐去考过法国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刚吹几小节，就叫停，下一个。出来听其他法国人议论，名额已经内定了。到后来觉得，古典音乐就像法国的绘画一样，不过瘾。即使进了乐团，也不过是在指挥下，吹一个以前吹过很多次的作品，也没劲”。
杨乐改修爵士萨克斯。曾经的翻译送了他一支降E的萨克斯，杨乐自己先在家摸了一段时间，然后选了两家不错的JAZZ音乐学校参加了考试，结果杨乐被两家学校双双录取，杨乐选了一家学费便宜离家又不远的学校学习。一年后杨乐萨克斯硕士毕业，并且拿到了在法国任何一级音乐厅演出的资格。口琴，只是杨乐回国前夕，偶尔接触的。
“在公园散步时逛到一家卖谱子的商店，听到口琴的声音，我花了400法郎——在餐馆干一天活的报酬——学了两节课就吹得有模有样了。但我最想学的是口琴最难的技术超吹压音舌堵花舌各种震音，那个口琴师最初不告诉我，我跟他说，我的钱只够学两节课的，他看我也是学音乐的，就告诉了我一些技巧。之后我就躲在被窝里自己练，慢慢就熟练了。”
杨乐挺喜欢法国那种调调：“法国很独特，很多地方和中国也很像。饮食很好，人也很健谈，法国人喜欢聊天，喜欢说话，他们的音乐、艺术那种创造性，那种认真性挺可爱的。”
有态度的坚守
从法国回来没多长时间，杨乐给“东方时空”录了一首《雨季》的MV，那首歌就是特法国，“巴黎的黑白照片，长长的楼梯，下着雨，一个人在街上走”。杨乐说，他曾使劲回忆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那个时候即使一个星期播你这个MV，你仍然和之前一样没什么改变，今天要是播一个星期的话，那生活就不是这样了，你会爆火，这个社会上蹿下跳的，翻篇特别快。那个时候还是挺安静的，那个歌词也是灰灰的冷冷的感觉，我从小就喜欢这种伤感的东西，那些快乐的歌像吃快餐似的容易很快就过去。”
当时有个电视台要给杨乐做一个专访，杨乐说不要，说自己什么都不是。“因为在法国待了这些年，实际上学到的东西在国内也能学到，只要你愿意，无非就是看了一些演出，和老师学了一些唱法嘛，还是那些东西，没什么太多的不一样。有那么多特棒的音乐家，听他们的作品我都嫉妒，都怀疑自己的才能，是不是还要继续做音乐？感觉都没法做了。有的音乐一听眼泪就下来了，所以好多时候我觉得放松一点吧，不要强迫自己。”
这个时候的崔健，对外已经扛起了中国摇滚的大旗，开一场演唱会能挣很多钱。两个人年龄变了，社会环境变了，但杨乐觉得最初的东西没变，互相的情感和信任仍在。“崔健依然是那个真诚、勇敢、执着、认真的人。这一切来源于善良、敏感——对好坏有自己的判断。一见面，不用说太多，一拍肩膀，还行！”
杨乐在音乐上有他自己的坚持，至今保持着艺术家独有的气质。文博称杨乐的音乐品质非常高，一般人听了可能不会了解其中专业性的东西，但一定会觉得很好听。“杨乐在旋律的写法、吉他的编配、和声的运用上都非常好，这点是超越许多人的，他的音乐素养非常高。”周亚平则对杨乐的艺术态度十分佩服，他说杨乐写歌从来都是闷头写，不考虑市场，只考虑自己的感觉。“他有感觉了，有想法了，就思如泉涌了。老百姓喜欢听什么？哪些东西会在市场上获得好的反响？这些问题杨乐不关注，这些和他没关系。”周亚平说他也劝过杨乐把作品拿出来分享、发行，但杨乐始终不为所动。“他很有一些以前的艺术家的特质，他可以只为了内心而创作。他不会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去写音乐，他写音乐纯属是受内心的指引去写。”
“就像摇滚，可以是崔健那样的，也可以是慢慢地、轻轻地告诉你一句话。”杨乐说，就好比骂一句“去你×的！”杨乐先模仿崔健的语气骂了一句，短促粗暴直接，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说了一句，语调柔和婉转，却更透出一丝不屑。
杨乐并不是一个富裕的音乐家。早年他录过一张口琴唱片，非常不喜欢。他说：“那时候我的孩子很小，非常需要钱。演出也不多，一些演出我又不愿意去，我甚至帮一个朋友搞雕塑挣点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你来录一张唱片，1万块，一下午就录完了，完全不负责任的，就是上来即兴吹，吹完就过，再来一个。挣到1万块钱，给保姆、给幼儿园、给女儿买吃的，带小孩去看病。”他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好好录一张唱片，雪耻。
当当网李国庆在自己的微博中说：十几岁的女儿Shana和妈妈在法国生活。杨乐每月只给500元和每年一次来往中国的机票。几年前我质问他：“你怎么只给这么少？”杨说：“我真没钱。”我又问：“凭你本事为何不去多挣？”杨平静地说：“唱堂会，我觉得是对音乐的亵渎！”我说：“你活得太自私！”今天看他演唱，我终于感到了一个艺术家父亲内心的颤抖。
杨乐只能送给女儿一首歌——《Shana》。Shana是个话不多但很性情的小女孩。去年来中国时，杨乐给她弹唱了这首歌，她哭了。杨乐问：“你懂了吗？”女儿回答：“差不多。”
只有老到看透了所有事情，才能写出这样的歌吧！
记者 李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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