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 2002），乡村邮递员的儿子，早年生活在偏远的西南农村并说一口方言，充分“体验到了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统治”。幸亏他异常聪颖并且勤奋，也幸亏有那么一所不重门第只看成绩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使得他得以通过考试这个跳板，从底层社会“逃亡”。虽然在社交上颇为笨拙、在思想上比较孤独，但是依靠睿智与勤奋，他在1981年终于攀升到了知识金字塔的顶峰：法兰西学院社会学主席，与雷蒙·阿隆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被誉为“二战”后法国最受尊敬的社会学家，有朋友戏称他为“布尔迪神”（Bourdivin）。
正如他的同行回忆说，布尔迪厄对学术界怀有“异常强烈的复仇欲望”。他并不忠诚于学院这套体制，虽然他自己是这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他的夫子自道：“我处在一个本不应该身处其中的世界。我本来会被它淘汰40多次。在法兰西学院的200多年间，只有1%的人与我同类。”——与布尔迪厄境况类似的还有福柯和德里达，在巴黎知识界的同行看来，他们三人皆是“外来者”和“乡下人”，而正是这三人持守反体制立场，鞭辟入里地分析知识遮掩的权力、符号统治下的政治、文字的分延游戏。吊诡的是，恰恰是这三人而不是体制的拥护者，在20世纪的知识界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一种独特的力量果然存在：文化资本。
韦伯曾经指出：在经济利益之外，声誉、权力、生活品位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同样参与了阶级的划分。的确，否则就无从解释人们何以歧视“暴发户”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钱也不是万能的。布尔迪厄的创造之处在于，他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扩大化，划分为三大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这种资本可以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并可以容易地转换成其他资本。“社会资本”是以关系网络为核心的资源，拼祖上、拼爹、拼同学会、拼俱乐部、拼朋友圈，一言以蔽之“拼关系”；或者拼头衔、拼人品、拼履历、拼声望，简而言之“拼地位”。“文化资本”最为复杂，也是布尔迪厄着墨最多的地方，他把文化资本又分成三种形式：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制度形态。
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教养、风度技能等，它是一套培育而成的倾向，通过社会化而加以内化，附着在个人的身体上，可以通过积累而习得，但是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传承。房产可以遗赠给儿子，但是学识想传给儿子？难。客观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物质性的文化工具，比如藏书、文献、乐器、科学仪器；也包含商品性文化财富，比如印象派的绘画、老坑的翡翠、董桥手里的某本书的藏书票。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所以不难理解为何艺术品拍卖会一度挤满了腰包肥满的煤老板。至于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必须经过制度的程序将资本标示出来，最典型的是文凭和资格证书。高悬于墙上的戴着奇怪四角帽的学位证书，有着“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合法化的价值”，与其说“知识改变命运”，不如说“毕业证改变命运”，它们是某些领域的入场券，最精英高校的毕业证含金量巨大，简直掷地有声。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同时以物质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而资本同时体现出一种生产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是一系列相对自主但结构同源的、由各种形式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组成的生产场域、流动场域和消费场域。在这样的社会中，划分阶级的依据是每个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的总量和资本的结构。在社会空间中，行动者的坐标位置由三个维度决定：在第一维里按照他们占有的不同类别的资本总量而被分配；而在第二维，则按照他们资本的结构——也就是在他们的资本总量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分量而被分配；在第三维里，则按照当时他们资本的结构总量的变化而分配。生存于社会空间，也就意味着每个人如此占据空间中的一个点，明了空间关系中所占有的这个位置的相对性，才算懂得社会关系与社会现实。
每个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界定了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与机遇，同时，资本也被用来再生产，再生产经济资本，也再生产社会阶级结构。特别是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交换法则和运行法则的资本形式，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分层的基础。布尔迪厄和福柯、德里达等人，虽然在起点上匮乏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但是凭借文化资本而崛起，可谓鲜活的例证。当然，由于文化资本采取了教育、修养、品位等形式，身世显赫、经济富裕的家庭，必然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与金钱，这也使得不同出身背景的人从最初就产生了文化资本占有上的不平等。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通过早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实现，教育体系有三个核心作用：首先是保存、神化、灌输某种社会规范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关系；第三是将上层拥有的资本合法化，并使下层也趋于认同。这种“魅力意识形态”（ideology of charisma）最能构成隐形统治，它通过制造同意而达成某种“合谋”。
在经济资本之外，社会以趣味和文化消费的“区分”来划分等级。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调查中，教授、自由职业者、企业主可以通过三种体育运动加以区分。教授的贵族禁欲主义在登山中找到了最典型的表达，既能支配自己的身体又能支配常人无法企及的一种自然，从而以最低的经济耗费赢得最大的卓越、距离、高度和精神升华。医生和经理们的健身享乐主义体现为开船出海、远足滑雪，它们既是最有声望的体育运动，又能脱离聚集的人群。而企业主则青睐能附加社会关系资本的高尔夫球，他们从高尔夫的贵族标签、广阔的专门场地、殷勤的球童那里获得归属感。
1979年，布尔迪厄发表洋洋洒洒的巨著《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乡下男孩”终于向资本主义社会投出了锐利长矛，揭开文化资本的真相，也伤了中小资产者的软肋。他揭示出康德错了，生成趣味的判断力机制并非源自人类的先验的综合判断，相反，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和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本书以1963年和1967～1968年对1217个人进行的调查统计资料为基础，研究趣味判断如何成为社会区分的标志，社会等级又如何形塑趣味判断的等级。中文世界的研究者将“distinction”译为“区隔”或“区分”，在布尔迪厄那里，还同时兼顾了“差异”和“优越性”两个含义，有研究者认为可以理解为“秀异”。通过制造稀缺性、增加其符号象征价值，文化的立法者试图拉开与下层的距离。普罗大众忙于生存，对这种有闲阶级的享受不以为意。最苦的是中间夹层，他们唯上层马首是瞻，却又不能洞悉其中的秘密，在势利的“占位游戏”中捉襟见肘，筋疲力尽。
中国知识界对于“布尔迪神”并不陌生，不知有多少博士硕士是依靠他的理论碎片缝制了自己的学位帽。去年《区分》中文版推出，虽然迟到30余年，毕竟也算学界大事。可是，读他的神作固然会享受到智识的愉悦，却永远不可能是轻松的体验。大约出于“秀异”的策略，他既没有使用严谨刻板的学术论文的写法，也没有使用文采飞扬的通俗散文的写法，相互勾连的短语组成纷繁复杂的长句，读来令人联想起布尔迪神最崇拜的作家普鲁斯特。不仅如此，他还创造性地将统计图表、照片、访谈、文献、注释和抽象语言并置成话语蒙太奇，学者的线性叙事让位于多重声音，从风格上说堪称一部先锋派著作。
文 马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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